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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2年的歷史性會見的若干年之前，周恩來就告訴過一個記者：中美兩國之間沒有建立正常的關係，這是美國的過錯。他說，任何一個美國人到中國來都是會受到歡迎的，但這必須對等。他接著說：“中國有句古話：‘來而不往，非禮也’。”他又強調：“這句話是孔子說的，但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對於一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把孔子的話當作權威加以引證，這可能會引起爭議。但對周恩來而言，這又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他自小受到的教育，使他具有孔子所說的“君子”或治理國家的上等人所應有的品德——聰明、自尊、文雅、和藹、果斷和堅毅。

這些品德使周恩來在處理政治關係時大得裨益，也有助於他和競爭者們和平共處達半個世紀之久。一度曾任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的張國燾說，周恩來在黨內派別之爭中能屈能伸，而且是一個成功的調和者。這主要因為他是一個“圓滑的人”，“屬於處世隨和，會交朋友，不走極端，總能適應生存環境這一類人。”

他具有的這種儒家精神的美德，也使他贏得中國人民對他的永久的愛戴。他是唯一獲得了“我們敬愛的領袖”這個稱號的社會活動家。群眾對他的熱愛，在中國的政治上也變成了一股絕無僅有的力量。這在他逝世時表現得更加明顯。在向周恩來的遺體告別的儀式上，江青這個極左分子無禮地拒絕向周恩來的遺體脫帽致敬。當電視轉播這一鏡頭時，一群在電視機旁觀看的廣州居民喊了起來：“揍死她！”

在周恩來的追悼會上，周選定的副手鄧小平熱情洋溢地稱讚這位已故總理。這一講話後來成為一個政治問題。極左分子在一張大字報裡要求毛澤東譴責這個講話，並說：“這個悼詞必須撤消”。毛澤東當時雖然在政治上同情極左分子，但據說他這樣回答：“對周恩來的任何攻擊，人民都是會反對的。周恩來的悼詞不能改。人民不會同意改。”

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使周恩來對一些殘酷的事件習以為常。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歷史有一種固定的看法。它的擁護者們相信歷史最終將導致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他們的任務就是推動歷史前進。由於他們這麼看待自己，所以迴避了對所有道德問題的考慮。因為他們對於自己所犯的罪惡，都認為是難免的，是為了推動歷史前進的。

然而，對於共產黨人來說，當他們之間有了分歧時，問題也跟之而來了。在這種情況下，根本沒有什麼道德可言，也沒有什麼妥協的餘地，有的只是暴力行動。在分歧中，雙方不可能都是正確的。不管哪一方錯誤，它都是在“阻擋歷史前進”。

罪行大的，往往招致殺身之禍。

周恩來在政策和政治問題上喜歡運用策略，而不是進行無情的壓制。作為一位總理，他推行了廣泛的經濟改革，有些作對了，很多則是有害的，但都未引起任何社會動亂，不象他的政治對手們——他們以強迫的方式，經常進行過多過急的改革，反而招致社會的動盪。激進派要求在一千年內才能辦到的事情在一個禮拜之內就要大功告成。周思來不顧他們的反對，始終如一地推動著循序漸進的現代化計劃。

在中國政治上變幻無常的各種聯盟中，周思來不動聲色地行使著權力，而且收效頗大。他從未給他的同事們留下想要爭得更大權力的印象。以得到毛澤東庇廕的強硬路線分子為核心的幫派形成以後，周思來雖然對這一夥人推行的新政策感到不是味兒，但他仍然能與他的對手們共事。在這種情況下，他韜晦以待，直至這個幫派陷於困境。這時，他的支援與否就變得舉足輕重了。到了這個關鍵時刻，他會立即轉而加入奉行更加溫和的路線的對立派。

但是，如果有人將黨內鬥爭升級到採用暴力，周恩來也會跟著幹。在宣佈美中恢復外交關係後不久發生的一個不幸事件就是例證。當時，曾經擔任紅軍領導人的林彪調集力量反對最高領導一事變得越來越明顯了。周恩來和他的同事們竭力制止他。林彪知道事情已經敗露、失敗已經定局，馬上登上飛機，企圖逃往國外。在我和周思來的會談中，他告訴我，林彪的飛機當時向蘇聯飛去，但在中途失蹤了。他補充道，此後再也找不到那架飛機。說完，他一笑了之。

中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也許是周思來在當權的歲月裡所面臨的最嚴峻的考驗。

1949年共產黨取得勝利以後，毛澤東就一直擔心國家的革命精神和活動會逐漸消退，青年人會變得意志消沉。他認為，只有在大動盪中，才能使中國保持它的革命原則。他號召中國青年與舊的制度進行鬥爭，聲稱：“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