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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蔣介石從大陸潰敗了，但這並沒有動搖他的自信。

對他來說，這只不過是另一次暫時的挫折罷了。我每次見到他時，他都要談到光復大陸。他的許多助手對光復大陸已失去希望，但他本人從未失去信心。

蔣介石為自己取了“介石”這個名字，譯成英文就是“搬不動的石頭”之意。從他的個性來看，這個名字是取得再好也沒有了。我非常欽佩他的決心。他從來不相信應該在任何“不可避免之事”面前屈服——它們只不過是看起來難以避免而已。經常有人會對某一個社會活動家說：他的目標是不可能達到的。這些人缺少創造性的遠見。他們經常把某些事情看作是不可能實現的，究其原因只不過是以前沒有人做過而已。蔣介石對此十分清楚。他曾經寫道：“敵人總是包圍著我，有時他們的力量還超過我。但是我知道如何忍耐。”

儘管蔣介石的性格很頑強，但他還是有很多失算之處。不過，象大陸失守這樣的悲劇，也不應該只歸咎於某一個人。蔣介石仍不失為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可是，由於他一絲不苟地照搬書本，使他成為一個平庸的戰略家。在一個假定的戰略設想的範圍之內，他的判斷是敏捷而又果斷的。他只照他所知道的章程行事。如果這些設想的情況沒有變化的話，幾乎沒有什麼人戰勝他。但他很難超越這些設想的框框一步，因而也不能提出向舊戰略挑戰的新戰略。許多歷史人物對他們所處的時代的各種框框都提出了挑戰。雖然歷史中充滿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當時是不合時宜的記載，但歷史畢竟還是由那些善於利用時代的機緣進行革新的人譜寫的。毛澤東就屬於後面這種人。這正是蔣介石的不幸所在。

在蔣介石的軍隊出師北伐以用武力統一中國之時，這個國家一部分控制在外國人手裡，一部分為軍閥所割據，還有一部分處於各自為政的無政府主義狀態。蔣介石逐步取得進展，組成了一支中國最強大的軍隊。若干年後，他被宣佈為統一的中國的統治者。

但是，這種統一更多的是名義上的，而不是實質上的。蔣介石雖然使他的對手屈服了，但並未征服他們，他同意讓他的對於按照中國的傳統方式，既臣服於他這位上司，又與他結為盟友，以此保全對方的面子。這也許是他最大的錯誤。馬基雅維利也許應該告誡蔣介石：不應該讓軍閥繼續當政和指揮他們的軍隊。因為這樣會使蔣介石的征服得不到保證。忠誠只有透過下級對上級的依賴才能夠實現。

也許馬基雅維利是對的。蔣介石從來沒有全面地控制過中國。他的部隊窮於應付，以求維持國家的統一。如果他要向中國某個地方增調部隊的話，另一地方的軍閥就會以脫離政府相威脅。結果，蔣介石一天到晚忙於對付各地軍閥提出的挑戰。

這使他一直不能讓他的軍隊的將士們復員，更沒有集中足夠的精力和國家資源去實現經濟的現代化和改革。蔣介石最大的失策是：他從未調集全部兵力去對付過共產黨。總而言之，他的戰略的結局是：顧了面子，丟了中國。

毛澤東沒有犯這種錯誤。他在取得革命勝利後，緊接著又在大陸上的每個地區確立共產黨對每一級組織的控制權。

事實上，歷史將會把這一成就當作毛澤東最大的成就記錄下來。

周恩來在歷史上的功績就難於評說了。在內戰期間，他對共產黨贏得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在1949年勝利之後，周思來不過是毛澤東所信任的幾個助手之一。他想透過進行循序漸進的經濟現代化的方法，把意識形態和實用主義融合在一起。但毛澤東在政策上的搖擺多變，使周思來的努力屢遭挫敗。

周思來還試圖把共產黨中國冷酷無情的生活變得溫和一些，允許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討論，給中國社會注入貝克所說的“毋需用錢買來的優雅生活”。周恩來幾乎是獨力為此而奮鬥的。

但他的這種努力也失敗了。

在外交上，周恩來贏得了極大的聲譽。他引導著一個潛在的能力遠遠大於其現有實力的國家。但是，他從未利用過任何機會為自己在歷史上留下一點痕跡。1976年，在周恩來去世後不久，我又見到了他的遺孀。我對鄧穎超說，不需要建立一個紀念碑來紀念週恩來，因為歷史學家將會把他維護全球戰略平衡的所作所為當作他的遺囑，以證明他的偉大。當時，我試圖概括周思來非凡的經歷，說：“人們看不到的東西，往往要比看得到的東西更有意義。”

在我與周恩來和毛澤東的談話中，他們兩人幾乎都提到他們要做的工作還很多，但餘下的時間卻很少了。他們一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