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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中的人，誰也想不到他就是那場專門為了征服世界、改造文明和改變人性的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宮殿裡的裝飾，是中國過去受人尊重的標誌。這些宮殿用豪華的中國風景畫和金、銀、玉石製成的古代藝術品裝飾起來，這裡絲毫沒有北京街道上四處張貼的宣傳標語的痕跡。

那裡的藝術品和裝飾品的精美程度，可以與周恩來的品格和他處理國家事務的完美技巧相比美。周恩來的敏捷機智大大超過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領袖，這是中國人獨有的、特殊的品德，是多少世紀以來的歷史發展和中國文明的精華的結晶。在談話中，周恩來仔細地分辨每個詞語的不同含義及它們之間的細微差別；在談判中，他用遷回的辦法，避開爭議之點；在外交上，他有時善於透過似乎不重要的事情來傳遞重要的資訊。

周恩來和我所遇到的其他中國領導人都極有興致地向我提到：乒乓球隊的交流為我們兩國關係的突破揭開了序幕。他們似乎都很欣賞取得這一外交突破的成就的方法，就象欣賞已經取得的成就本身一樣。例如，毛澤東說過：中國曾經堅持在改善關係前，應該解決所有的主要問題，這確實有點“官僚主義”。他說：“後來，我看你做得對。於是我們就打起乒乓球來了。”

周恩來也具有另一種罕見的本領：他對瑣事非常關注，但沒有沉湎於其中而不能自拔。我們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應邀去觀看體育和乒乓球表演。當時天已經下雪，而我們預定第二天要去參觀長城。周離開了一會，我以為他是去休息室。

後來我才知道，他是親自去關照人們清掃通往長城路上的積雪。第二天，路上潔淨得如同不曾下過雪似的。這個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還發現，在機場歡迎我們的儀仗隊是周恩來親自挑選的。這些士兵身體健壯、魁梧，穿著整潔。周本人還親自為樂隊挑選了在晚宴上為我們演奏的樂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過我的背景情況，因為他選擇的許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歡的，包括在我的就職儀式上演奏過的《美麗的阿美利加》。在結束這次旅行後，國務卿威廉·羅傑斯告訴我：有一次，在他與周恩來會談之前，進來了一位年輕的婦女，遞給周恩來一份報紙清樣請他過目。這是周為第二天報紙編排的頭版。

對於周恩來來說，任何大事都是從注意小事入手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雖然親自照料每一棵樹，但也能夠看到森林。

周恩來還具有其他中國人的品德……不可動搖的自信心，它來自中國人民享有的幾千年的優越的文化傳統。然而，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遺產也有著兩種不同的認識。

一方面，這種認識與過去兩個世紀中中國所遭受的民族恥辱所引起的自然的憤懣是結合在一起的，使他們對外交上喪失尊嚴的現象極其敏感。我有一位名叫哈羅德·李的朋友是牛津大學畢業生，香港居民。他對中國人和西方人的心理都有超乎尋常的瞭解。他曾概括地描述過中國人對待外部世界的態度。

1965年，我問他：如果美國政府承認北京政府，共產黨中國人會作出什麼反應。他的回答是直截了當的，說：“你們要承認‘我們’？”接著，他又以懷疑的口氣說：“你完全錯了。問題在於我們是不是會承認你們。”1954年，在討論越南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上發生的一件亭，也足以說明周恩來對中國民族尊嚴受到藐視時何等的敏感。他當時是中國的代表；國務卿約翰·杜勒斯則是美國的代表。杜勒斯曾經告訴記者說：只是在一種情況下，他與周恩來才會見面，這就是“在我們的汽車相撞的時候”。碰巧在一天上午的會議前夕，杜勒斯與周恩來都提前到達了，而且相遇了，周恩來伸出手來，準備握手，杜勒斯卻一搖腦袋，走出房間，使這位中國外長受了侮辱。六年之後，周恩來對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諾提起此事，仍然面有溫色。在當時的特殊情況下，杜勒斯對周恩來的怠慢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朝鮮戰場上，成千上萬的美國人被共產黨中國的“志願軍”殺死了；臺灣的蔣介石政府不久又將與美國簽訂一項共同安全條約；大陸中國和蘇聯還結成了旨在對付美國的軍事同盟。但我很清楚，這件事確實傷害了周恩來的感情。因此當我第一次到達北京時，我一走下飛機的舷梯，就特意一邊向周走去，一邊伸出我的手。我和周握手的照片，成為我訪問中國時最值得紀念的留影。

另一方面，在我們與中國人打交道時，他們的自信心又使他們能夠轉而進行認真的自省，而不至於對自己的缺點感到不安。在我們的談話中，周恩來不斷地提到有必要了解和克服他們自己的不足之處。我們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