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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位領導人匆忙作出的結論，常常會被現實向歷史這個高階法院提出的上訴所推翻。有的人在離開舞臺之後，其形象逐漸縮小了，有的人卻逐漸增大了。有一些人在去世時被封為聖徒，但他們的缺點隨著時間的推移卻變得越來越明顯。智利的阿連德、埃及的納賽爾和中國的毛澤東就是例證。伊朗國王則是在一片爭論聲中去世的。但我確信，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將屬於那些形象會變得越來越高大的人中的一員。

正在實行現代化的君主們會面臨著一個異常困難的平衡問題，因為他試圖改變的習俗，也正是支撐著他的、使他有權統治的那些傳統。為了取得成功，他必須體察人民的脈搏；他的改革必須是穩健的，而不是突如其來的。但是，在實行改革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如果喪失東西最多的人真的起來反對他的話，那他就必須迅速地、充分地行使他的權力。一旦他選定了他將要遵循的道路，在向批評看作出讓步時，就必須非常小心謹慎。如果讓步過多，自己必將無路可走。

與廣為流傳的神話相反，伊朗國王的垮臺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沒有良心的暴君，事實剛巧相反，他垮臺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耐心。他可能是做得太多、太快了。原因之二是他在遏制那些威脅他的國家的穩定的人們時，還不夠殘酷無情。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對他的敵人及時地進行鎮壓，本應是伊朗國王為了把伊朗從黑暗中拯救出來的最好措施。然而，黑暗終於把伊朗吞噬了。一如我們當初就不幸地看到的那樣，伊朗國王的敵人，也就是伊朗人民的自由和進步的敵人。

費薩爾·伊本·阿卜杜爾·阿齊茲·阿爾·沙特是1964年到1975年沙烏地阿拉伯的國王。象伊朗國王一樣，這位具有絕對權力的君主也動手對一個充滿舊的社會準則和習俗的國家進行改革。然而，費薩爾並沒有掉進觸犯強大的穆斯林原教旨主義者的陷阱。很明顯，他本人是非常虔誠的，過著無可指滴的簡樸生活。他實施伊斯蘭法與他的前任一樣的嚴格。與此同時，他對他的國家進行了改革，並使之現代化。費薩爾的一生表明，人類社會具有使現代世界的長處與對伊斯蘭教真主的信仰和諧並存的可能性。費薩爾登基後不久，說：“不管你喜歡不喜歡，我們必須加入到現代世界的行列中去，而且在其中找到一個體面的位置。……就象革命可從陰謀家的地下室裡發動一樣，也可以從王室的寶座上發動起來。”與日本的吉田茂一樣，費薩爾既鼓勵西方有益的影響，又小心翼翼地避免讓它們破壞本國的傳統——就費薩爾而言，即不能破壞伊斯蘭教這立國之本。

六十年代初期，我在紐約的瓦道爾夫·阿斯多利亞旅館第一次見到費薩爾。那時他是他的兄長沙特國王下面的王儲。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是一位老練的、超乎常人的外交官，在西方的環境中感到完全象在自己家裡一樣。他講地道的英語。

當時，沙烏地阿拉伯切望得到美國的支援，以便在它的南翼——葉門——反對受到納賽爾支援的叛亂者。費薩爾的舉止雖然沒有一點謅媚的味道，但還是低姿態的和友善的。

多年以後，我於1974年以總統的身份訪問了沙烏地阿拉伯。

那時費薩爾已是國王，國際舞臺上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納賽爾去世了，費薩爾的朋友薩達特統治著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及其中東盟國的石油可以當作經濟手段對西方施加壓力的情況也剛剛出現。他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按照他自己的條件與我打交道的。他在機場迎接我，儘管氣溫已超過一百度，他仍穿著多層的、黑白相間的傳統長袍，由酋長組成的隨從和阿拉伯遊牧部族的衛隊簇擁著。衛隊們的長刺刀在驕陽下閃閃發光。他在吉達的那間簡樸的私人辦公室，與我第一次見到他時那套雅緻的旅館套間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1974年我們會談時，費薩爾完全不講英語。顯然，他已清楚地意識到他現在握有極大的權力，要充分行使他的權力來實現他的目標。這次會談證明，他是一位老練的談判者。他轉達了他的一些中東和穆斯林盟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