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部分(第2/4 頁)

一種“明顯的蔑視態度”來對待新聞界，而且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盂席斯也蔑視商界的抨擊者，尤其是在他不當權的漫長歲月中拋棄過他的那些人。他對我說：“這些商界的典型代表們總是這樣，坐在扶手椅上，對失意的政治家落井下石。”他還說，他懂得在輸給工黨之後殺回馬槍時的滋味。他微笑著說：“他們說我贏不了啦。”

然而，在1949年，他以行動證明他們錯了。

孟席斯經常對我說，政治家必須臉皮厚。他還針對我們臉皮最厚的總統之一——林登·約翰遜——說過一些頗有見地的話。儘管他對約翰遜的能力很敬重，說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政治家”，但在六十年代中期，孟席斯就覺察到這位得克薩斯人過分熱衷於公眾輿論和新聞界——在他後來擔任總統期間及以後，這些輿論卻使他吃盡苦頭。孟席斯對我說：“現在，您和我都知道報界無關緊要。過去我經常對約翰遜說，‘對這些傢伙寫有關您的東西，都不必神經過敏。您是被選出來做事的；他們卻不是。他們只代表自己說話，你卻代表人民說話’。”

喜歡談話藝術和努力進行實踐的盂席斯，還尖銳地指出了約翰遜的另一個大弱點：他閒耽不住，那怕是一會兒。孟席斯說：“您可以感到，他的注意力總是不集中。在談話過程中，他總是抓起電話筒。”

約翰遜在橢圓形辦公室中有三臺電視機，他可以同時收看三套節目。相反，孟席斯的管家告訴我，這位總理在論戰期間從來不讀談到他自己的報紙。她說：“有一次他告訴我說，‘一旦他們停止辱罵我，我知道我就完了’。”

孟席斯是美國政治的一位敏銳的觀察家。我的第一本書《六次危機》中，有談及我1960年與約翰·肯尼迪進行電視辯論的內容。當我向孟席斯贈送這本書時，他給我復了一信，說，他至今仍然認為我同意進行辯論是一個錯誤。信中還寫道，“我並不是因為我認為您輸了才這樣說的……我在電視中看過你們的兩場辯論。就這些辯論本身而言，我覺得您是贏了的。但由於在選舉運動開始時，您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許多人對您的瞭解比對肯尼迪的瞭解要多三倍，而他只不過是在東海岸聞名而已。因此，我當時就想，現在仍然這樣想：您與他一起在觀眾眾多的電視螢幕上辯論，最大的後果之一，只能是使他與您一樣出名。請恕我冒昧直言，我認為，您此舉無異於將王牌拱手相讓。”

他寫這封信之時，我剛在1962年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競選中失敗。因此他還寫道：“我相信，這不是我們最後一次聽到您在政界的訊息。”末了，他免不了又用一句妙語來結束那封信：“請向您的夫人致以熱情的問候。她與我的夫人一樣，由於支援搞政治的丈夫，應該得到一枚金質獎章。”

許多人從新孤立主義的角度來批評美國在越南戰爭中所發揮的作用。他們爭辯說，不管幫助一個正在受到共產黨人攻擊的國家是對是錯，南越距離美國實在是太遙遠了，因而與美國沒有什麼真正的關係。其實，在這個新世界中並沒有哪一部分是遠離塵世的。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的事件，對世界其他地方都會產生影響。然而，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首次創造了“北大西洋孤立主義”一語、並對之鬥爭畢生以後的四分之一世紀，這種思潮又風行起來了。

李光耀和孟席斯對世界有著不同的看法，但他們兩人都支援美國在越南所作出的努力。孟席斯實際上還派遣了澳大利立軍隊到那裡去，與美國人並肩作戰。這兩位領導人都認為，北越的侵略對整個地區的穩定構成了威脅。正如孟席斯所說的，“對你們美國人來說，它是遠東；對我們來說，它卻是近北。”

李光耀和孟席斯也都是堅定的反共戰士。早在1940年，孟席斯就認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為了遏制蘇聯向西挺進，可能還得建立一個包括德國、法國、英國和義大利的聯盟。他與李光耀一樣，都認識到，他的國家正處於遠東反共鬥爭的前線。

李光耀的新加坡地處自由亞洲的十字路口，完全依靠與鄰國不斷進行貿易為生。李光耀認為，共產主義的蔓延，將產生抑制生產力和商業發展的後果，正象厚厚的雪把它所覆蓋的一切凍死一樣。他早在1967年就對我說過：一個由共產黨支配的亞洲，將會經歷經濟上和社會上的黑暗年代。十年後，他的預言被證實了，印度支那被籠罩在黑暗之中。

李光耀不僅能高瞻遠矚地從地區性的角度、而且能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待越南戰爭。他對我說：“象美國這樣的大國，最重要的是必須支援那些指望它們保護其安全的小國。如果做不到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