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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我們完全意識到蘇聯的力量，但願強調一下，要在核子時代談論邊際差別，不管怎麼說都是沒有意義的。

他的本性的要害是懷疑心重。我們離開家庭模型之後，百事可樂公司國際部總經理唐納德·肯德爾向他敬了一杯該公司生產的飲料。他懷疑地注視著這壞飲料，要等我先嚐之後才敢喝。等我品嚐之後，他就直著喉嚨，咕嚕咕嚕一口氣喝光了。

我和赫魯曉夫在所謂“廚房辯論”中的相會，使我確信，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極權主義者。他從來不只滿足於他說他的一套，而讓我表達我的一套。他迫使發生爭論，以便威嚇我向他屈服，並脅迫我保持緘默。他不是透過辯論的邏輯，或者說話的口才，而是靠他那種裝腔作勢、故意誇大其詞的力量和威脅而取勝於對方。

這種性格描寫對那些最瞭解赫魯曉夫的人來說，似乎有些粗糙。是赫魯曉夫開創了盡人皆知的“解凍”這個稍許緩和了一點的新聞檢查時期，又是他揭露了斯大林時代非正義的屠殺。

但是，任何這些事件都不能證明對他的這種性格的描寫是不成立的。相反，這兩個事件恰恰證實了這一點。

在“解凍”時期，赫魯曉夫允許在文學藝術方面有更大的自由表達的權利，但他為自己保留了這種特權，即他可以決定什麼可以批評而什麼不可以批評。斯大林時代的許多恐怖活動是對文藝方面一律加以批判，而那些流傳到赫魯曉夫時代的東西則不然。赫魯曉夫嚴格地強制實行他的文學方面的原則；他明白，允許知識分子有點自由而不出現滾雪球現象是多麼困難！有一回，他對一些作家說，1956年，匈牙利政府如果簡單地槍斃幾個煽動不滿的作家，那麼就可能因採取先發制人的辦法而使匈牙利革命受挫。他邊冷冰冰地凝視著這些作家，邊說，如果類似情況發生在蘇聯，“我的手不會發抖。”

同樣，在1956年共產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秘密”報告中，由於新近發現了道義上的急劇反應，赫魯曉夫並未譴責斯大林的恐怖統治。他把這作為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賭博的一個組成部分，是特意這麼做的。赫魯曉夫小心翼翼地字斟句酌，從未譴責過斯大林殘忍的本質。他讚許地提到，列寧“無情地和毫不猶豫地……採取最嚴厲的手段”。他甚至講得更遠，以至於把消滅“右傾分子”列數為斯大林對共產主義的“功績”。他只譴責與他的政治對手有牽連的那些罪行。事實上，他正是透過歪曲斯大林的清洗歷史來進行他自己的罪惡活動。

被流放的持不同政見者符拉第米爾·布加伏斯基報道說，當赫魯曉夫在共產黨大會上譴責斯大林的罪行時，有人從聽眾席中給他遞了一張條子，問他：“那時候你在哪裡？”赫魯曉夫透過擴音系統把條子唸了一遍，並且喊道：“誰寫的這張條子誰就站起來。”一、二分鐘後，很清楚，沒人打算走上前去。赫魯曉夫決心回答這個問題，說：“好吧！我當時就在你現在的那個地方。”

這則軼事可以說是不足為信的，但無論這是事實還是杜撰，它都生動透徹他說明：在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個人迷信的同時，他基本上完整無缺地保留了斯大林的體系。儘管他從民族的心靈中消除了斯大林這個妖魔，但他從未清除掉自己身上的斯大林主義。

在廚房模型裡的熱烈辯論後，他使自己變成一個友好、歡宴作樂的主人。在克里姆林宮的午餐會上，他竭力勸我們和他一道按照俄國傳統的做法在乾杯後把香檳酒懷扔進壁爐。他也不再堅持要求我們在剩下的訪問期間乘坐俄國飛機，而主動提出讓我們使用自己的飛機。

這些說明了赫魯曉夫為了消除敵意而改變其步調。儘管他在實質問題上寸步不讓，但在個人關係上可寬以待人。如果在討論重大問題上，一個微不足道的代價能換來那怕是微弱的優勢，他認為這個代價是值得的。他是政治家風度的一個鐵一般原則的活生生的實證：良好的個人關係並不一定導致較好的國家關係。

但是，赫魯曉夫知道，這一切都是做給別人看的。整個時期最冷酷無情的領匯入之一約瑟夫·斯大林在利用具親切和魅力作武器方面，做得十分露骨。赫魯曉夫和其後的勃烈日涅夫以同樣的態度對待我後，我進一步明白了為什麼哈里·杜魯門有一次把斯大林稱為“好老喬”。然而，儘管他們兩人經過周密計劃後表現出了熱情，俱這並不意味著會有任何實質性讓步。

在美國大使為他舉行的正式宴會上，赫魯曉夫不斷地用他的獻媚來博取我的歡心。在整個晚宴期間，他富有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