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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他說：“你知道，我真該佩服你，你決不放過一個機會進行宣傳。”他反駁道：“不，不，我不搞宣傳，我說的是真話。”事實上，只要謊言能解決問題，他在一生中就從來不說真話。

我在蘇聯整個訪問期間，他不斷向我兜售他那個版本的真理。尼克松夫人和我在列寧格勒、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西伯利亞的諾沃西比爾斯克所遇見的成千上萬的人民特別熱情地歡迎我們。這一點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俄羅斯人體格強壯、勤勞和友好；大多數人似乎真正喜歡美國人。但是，在一個工廠或一個市場的逗留期間，赫魯曉夫總安排好一名共產黨幹部，用向我提出預先演習過的政治問題來干擾我。提問者總是向前走來，自我介紹說是“一個普通的蘇聯公民”。然後，他幾乎是用背誦的方式問我：“為什麼美國阻撓為停止原子彈試驗所作的努力？或者：為什麼美國想要戰爭？”或者：“為什麼美國拿在外國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來威脅我們？”

哈里森·索爾茲伯裡是美國駐蘇聯首席記者，他在《紐約時報》上把赫魯曉夫特地安排的責問概括如下：“副總統理查德·M·尼克松向幾個質問者宣講了自由言論的優點。領導人和在群眾中出現的質問者之間可以自由地、輕鬆地交換看法，這是在蘇聯生活中極其難得的經歷之一。向尼克松先生直接提出的問題的相似住和質問者所使用的策略表明，這些都是在中央人士授意下乾的。”

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一個實用主義者，那就是他不讓教條緊箍自己。赫魯曉夫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不切實際的人。他在處理蘇聯問題上就象一個不顧一切後果的賭徒去賭輪盤賭那樣，只憑熱情而缺乏深謀遠慮。他對戰略是不耐煩的，對具體的事情卻易受到影響，因此，他不惜孤注一擲，把財產統統押在賭注上，而多半是兩手空空地離開賭場。他思潮來得快，行動則更快，常常是讓行動跑在思想前面。他喜歡試圖用一次冒險的進擊來解決重大的全國住問題。

他一次又一次地推行宏偉的計劃。他開墾大片大片的處女地，只是讓這些土地遭受沙暴的蹂躪；他擴大作飼料用的玉米田面積，只是讓上千萬英畝的土地荒廢掉，因為這裡的土壤不適宜於種植，他竭力鼓吹使用鋼筋混凝土和預製構件建築的好處，只是從不想增加水泥的產量。

赫魯曉夫誇下海口說，正是透過這些和類似的計劃，蘇聯將在七年之後超過美國的生產水平。但是，正如其他任何在五十年代去過蘇聯旅行的人一樣，我注意到，蘇聯的原始運輸體系這個問題就使赫魯曉夫所講的話變得毫無希望和不切實際。

赫魯曉夫真正想使蘇聯繁榮起來。但是他沒能理解或者也許他太懂得，繁榮需要什麼條件。他必須嚴厲地徹底調整會放鬆對人民的控制的整個蘇維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這是他不願意做也不能做到的事。相反，他寄希望於宏偉的規劃，這些規劃與其說是經濟學家的計劃，倒不如說象魔術師的把戲。當這些魔術把戲看來一個也不靈時，最高主席團裡的聽眾變得焦的不安，最後使勁把他拉下了馬，除別的方面外還譴責他盲目執行“輕率的計劃”。赫魯曉夫企圖要兩者兼而得之，即既要保持對經濟的全面控制，又要追求繁榮，但最後卻一一個也撈不著。

這個愛吹牛皮的小丑和錯誤地指導別人的實用主義者是赫魯曉夫個性的兩個重要方面。但在與他初次會見後，我可以說，他身上的極權主義滲透到了他的骨髓裡，而且使得他的存在生氣勃勃，他那種冷酷無情的個性總可在他殘忍的深藍色的眼睛裡見到。這雙眼睛在他強調某一個問題時好象變得煤似的烏黑。這種情況只有在他情緒好時，略為遮蓋而已。

這位極權主義者雖然在外表上顯得古怪，但在幽默感方面卻很出色。他在外交招待會上開的玩笑無疑常常帶有陰險的暗示。他的許多笑話涉及契卡的活動情況，契卡是俄國早期的秘密警察機構。他好象特別喜歡這些笑話，很明顯，這是因為契卡和他自己的警察機構相類似的緣故。

他最喜歡的一個老掉牙的笑話是關於在莫斯科檢閱部隊的事。隊伍中有個士兵打了個噴嚏。在場的契卡軍官要求這個人站出來。誰也不回答。第一排戰士列隊，並且給槍斃了。這個軍官又問誰打噴嚏。沒有人回答。第二排士兵被執行槍決。

他又第三次問誰打噴嚏。後排一個士兵用膽怯的聲音回答說：“是我乾的。”這位軍官用德文說：“祝你長命百歲！”

赫魯曉夫也欣賞令人毛骨驚然的幽默。1959年在莫斯科郊外赫魯曉夫別墅舉行午餐會期間，米高楊議論斯大林別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