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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尼克松夫人和我在世界各地的訪問中受到了一些熱烈的歡迎，例如1953年在東京，1963年在布加勒斯特，1971年在馬德里和1974年在開羅，但沒有一次近似我們那天在華沙受到的強烈自發的歡迎。估計有二十五萬人擠滿了人行道，並擁入街心，一次又一次地擋住車隊的前進。有些人喊著，有些人唱著，許多人哭著。

成千上萬把花束扔進我的車裡、尼克松夫人的車裡，甚至扔進隨行的新聞記者的車裡。有幾個不顧擁擠鑽進人群的新聞記者被告知，“這次，我們自己花錢買了花束。”波蘭政府在赫魯曉夫訪問那天宣佈放假，把孩子們和政府工作人員用車運到車隊經過之處，並買來花束讓他們在“自發性”歡迎場合會拋扔。許多人把花儲存下來，以備我們抵達那天用。當我們的車隊在華沙街上徐徐行駛時，群眾高喊“NiechZyje！”——“美國萬歲！”，唱著“Stolat”——祝你長命百歲！

鑑於這次經歷，數百萬波蘭人在1980年全都起來反對共產主義，這件事對我來說並不感到突然。對別國進行控制，並且已經取得成功的一種統治制度不曾有過，更不用說贏得這些國家的人民的讚許了。

那天，在華沙的極為感人的接待，加強了我對共產黨控制的東歐國家問題所長期抱有的信念。然而，無論我們對他們多麼同情，我們必須謹慎行事，以免鼓勵被壓迫國家人民去挑起這種武裝鎮壓，赫魯曉夫1956年強加於匈牙利人民的武裝鎮壓。同時，我們應當不斷地努力，保持與東歐和蘇聯人民聯絡的渠道暢通，應當小心而不致做出任何撲滅他們的微弱的希望——有一天能從他們揹負著極其沉重的共產主義壓迫下解脫出來——這種事來。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去世幾個月前說過：“共產主義為邪惡頑強不屈，讓我們為正義堅定不移。”

在別墅的午餐後，我把赫魯曉夫叫在一起，跟他單獨談了幾句。我們討論了他收到艾森豪威爾總統邀請他訪問美國的信件。我對他說，我們想要他能受到有禮貌的歡迎，如果在日內瓦舉行的有關柏林問題已陷入僵局的會談中能取得某些進展的話，他可以保證得到這種禮儀。赫魯曉夫對此表示冷淡，不置可否，而葛羅米柯在日內瓦象以往那樣仍是毫不讓步。

艾森豪威爾做出邀請共產黨世界這位領導人訪美的決定引起了一場爭論的風波。強硬派保守分子和東歐血統的美國人強烈地反對他來訪。他們認為，訪問會給蘇聯道義平等的幻想，從而削弱美國人民反共的意志。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只要美國人天然是可以信賴和友好的，他們的反共情緒不會僅僅由於共產主義領導人在車隊裡乘著敞篷車向美國人揮揮手就因此跌落。

我相信，假如訪問不會在人們心理上引起一種欣快症，倒是一個明智而又穩妥的好主意。例如，許多人以為，只要我們不斷地向赫魯曉夫表明我們的和平意願，蘇聯領導人就會使自己的僵硬立場有所鬆動，就會解決東西方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

新聞界有些人，甚至政府裡有些人是那麼天真，以至於認為，如果艾森豪威爾對赫魯曉夫表示尊敬，慷慨地給予優遇，以他出名的魅力使勁地做後者的工作，在解決我們之間的基本分歧方面就能取得真正的進展。

我不同意這種立常根據我的經驗，我認為，赫魯曉夫會錯誤地理解這種過分的友好是軟弱的表現。在解決基本分歧方面，我並不指望有什麼重大進展。對艾森豪威爾至關重要的事是，要給赫魯曉夫一個深刻的印象：艾森豪威爾既是講禮貌的，又是通訊達理的主人，也是一個不能任意受人擺佈的強有力的領導人。

在我看來，赫魯曉夫這次訪問，首要的是要收到使他受到教育的效果。他知道，美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是強大的。但是，他的意識形態告訴他，多種不公正的現象折磨著資本主義社會，並且耗盡其實力。赫魯曉夫收到的是其助手呈上的第二手材料。這些材料趨於加強這種看法：他的助手常常向他報告他想要聽的東西，而不是給他所必需知道的材料。事實上，赫魯曉夫忠貞不移地相信卡爾·馬克思一百年前所描繪的、但已經過了時的資本主義形象，而即使在當時這種形象根本上也是錯誤的。赫魯曉夫不斷重複關於自由社會的醜惡和虛弱的謊言，但是，由於謊言被重複多次，事實上甚至連他自己也相信了。

我認為，透過對美國的訪問會徹底地糾正赫魯曉夫的這些錯誤觀念。他會逐漸地欣賞這個國家的基本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