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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時方率領楚軍攻戰於浙江。“雪琴”,彭玉麟字。此二人被曾國藩當作榜樣,令曾國荃效法。曾國荃此時奏事,無非調防布圍等瑣事,剿滅小股等細事,沒有大作文章的必要。中央愛聽的是克服城池,捕殺“著名賊目”,不愛聽的是軍隊潰敗,喪失守地,這兩種大喜、大憂,都不能隱瞞不報,要據實上陳。其他瑣細事務,屬於地方、軍隊首長職權範圍,可以自行處理,不是諭旨垂詢,自無屢瀆天聽的必要。除此之外,減少主動奏事次數,還有另外一層深意。 京官不知外事,外官不諳體制,歷來是中央、地方聚訟紛紜的根源。六部制度,有則有例,構成一套嚴密繁瑣的操作章程,不要說一般外官,本部堂官也不一定就明白其中關鍵。真正掌握這套章程的人,多是部中胥吏,他們地位低,工資少,不避繁冗,就怕清閒。因為,非如此不能凸現業務才能,非如此不能借事生財;借事所生之財,名曰“部費”,尤為胥吏“喜事”的根本動力。“部費”是什麼呢?一語以蔽之曰:賄賂。舉個報銷的案例,就能知道不容於法的“部費”,實具有內在“合法性”,而舞文弄法的胥吏,亦具有程式“正當性”。戰事完畢,統帥例須向戶部報銷軍費,而戶部胥吏則藉此索要“部費”。打仗是公事,報銷也是公事,軍方出具費用明細,財政部門加以審計,公事公辦,多退少補,其中何有賄賂一說?可分為兩種情況,加以考察:一、將領有貪汙之嫌,賬目經不起推敲。胥吏要求將領分一杯羹,則審計時睜一隻眼閉一支眼,船過得舵也過得,大家按比例分贓,公私兩便;一、將領清廉,賬目清楚。胥吏利用熟悉部門則例的優勢,大至報表格式、報銷標準,小到銀錢成色、庫存實數,絞盡腦汁加以刁難,或無中生有造成冤案,或遷延時日造成耽擱。將領不勝其煩,只好散財消災。這就是部費的內在“合法性”。胥吏索要部費,眾生平等,從不吃軟怕硬,一概雁過拔毛,這就是部吏的程式“正當性”。福康安徵西藏,軍功顯赫,回京後,照例往戶部遞交會計賬冊,報銷軍費。他依仗軍功,且自忖深得帝心,故悍然不提部費。部吏基於前所說“合法性”與“正當性”,登門造訪,“賀喜請賞”(“賞”即部費)。福康安大怒:“么麼小胥,敢向大帥索賄賂乎!”部吏不卑不亢,說: “索費非所敢。但用款多至數千萬,冊籍太多,必多添書手,日夜迅辦,數月之間全行具奏,上方賞功成,必一喜而定。若無巨資,僅就本有之人,分案陸續題達,非三數年不能了事。今日所奏乃西軍報銷,明日所奏又西軍報銷,上意倦厭,必幹詰責,物議因而乘之,必興大獄。此乃為中堂計,非為各胥計也”; 部費是陋規,所以胥吏要為此另立名目。數額太大,報表太多,只有“多添書手,日夜迅辦”,才能速報速結;意即增添人手和加班的實際費用,名正言順,絕無“賄賂”之意。倘無此項費用,那麼,幾個月的財務審計,可能要“三數年”方可畢功。本來,大軍凱旋,龍顏大悅,打鐵趁熱,報銷之事“必一喜而定”。倘若遷延數年,“今日所奏乃西軍報銷,明日所奏又西軍報銷”,喜聞戰勝攻取之情逐漸冷卻,警惕中飽乾沒之意油然而生,於是“上意倦厭”,必定囑咐部吏對賬目嚴加稽核。稍有差池,“必幹詰責”,而“物議”四起,紀檢監察部門必聞風而動,帳務方面的技術錯誤就可能上綱上線,成為原則錯誤,乃至成為犯罪證據,“必興大獄”。所以,用於僱人加班之“部費”,實為保護“中堂”的政治生命,並非滿足“各胥”的私慾。說辭堂堂正正,情理俱當,所暗示的後果,極能撼動人心。所以福康安“聞之,大為激賞,遽飭糧臺以二百萬與之” 。 透過“部費”這種極端案例,我們可以知道中央、地方之間,存在著一種合作與競爭共存、公務與私情並濟的微妙關係,並由此想見日常辦公各項事宜,無不暗蘊風波和機險。軍費報銷等事,可以公然索取部費,保舉人才、奏減地稅等事,部吏不便於借事生財,那麼,就會藉機生事,在制度條文間上下其手,時刻對外官曉以顏色,示以趨向。秉公辦事尚不免於被矯駁,倘有實在把柄被胥吏掌握,情形必更加危險;王公親貴尚不免於被敲詐,倘身份地位遠不及此,情形必更加難堪。很多地方上、軍營中習以為常的措施,本未能盡符各部則例,規避之法,無非多做少說,略不與聞。作奏之人如何取捨,如何敘述,以求避開風險,便是極高深的學問。對於曾國荃這樣的新手來說,在未掌握心法之前,少說話,少奏事,才是最安全的自保之術。所以,曾國藩教給他的第一招就是:“非有要緊事件,不必專銜另奏”。 不會說話,固然少說為妙,但總有許多“不得不說的故事”,令人不能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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