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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檢閱南京圍軍。此前，他創造了“呆兵”、“活兵”兩個概念： “以後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進退開合，變化不測，活兵也；屯宿一處，師老人頑，呆兵也。弟軍積習已深，今欲全改為活兵，勢必不能，姑且改為半活半呆，亦有更戰互休之時。望弟立變大計，以金陵、金柱為呆兵，而以進剿東壩、二溧為活兵，庶有濟乎”（元年十月二十日）； “活兵”，就是遊擊之師，戰兵；“呆兵”，就是大本營，守兵。“更戰互休”，就是戰兵和守兵之間的互調。這個意見，是一種妥協，既不全部撤圍，也不全部“呆”圍，所謂“堅守已得之地，多籌遊擊之師” 。到南京後，曾氏兄弟就此“呆”、“活”佈置進行了一番討論，經過去年四十六天的苦戰，曾國荃未嘗不知外圍不肅清則難以專心攻城的尷尬，所以，原則上接受了此一意見。不過，曾國藩建議呆、活兩軍保持二百里以內的距離，曾國荃討價還價，只同意六、七十里的範圍。而在呆、活兩軍具體調遣方面，兩人則時常發生爭論，曾國荃“每每不以為然”，動輒“長篇辯駁”，指責曾國藩“料敵不明，排程不善” 。曾國藩作為大哥兼上司，展閱覆函，哭笑不得，只好說：“弟於吾勸誡之信，每不肯虛心體驗，動輒辯論，此最不可” ，“非老年兄弟所宜出此”。 此外，在軍隊裝備、訓練方面，兩兄弟也時常齟齬。去年二李使用西洋槍炮，在火力控制方面大佔優勢，曾國荃頗思效法。他知道李鴻章的淮軍大多裝備“洋械”，便寫信請教。李鴻章毫無保留，盡心指點：“欲剿此賊（伯牛案此指李秀成軍），非改小槍隊為洋槍隊不可，再持此以剿他賊，亦戰必勝、攻必取也。惟洋槍洋炮，好者不易得。鴻章前解二百杆天字號，在中國為上品，在外國仍不中用。元字號次之，萬字號又次之。然我軍所用，皆以萬字號為真洋槍，其餘多系廣東土造。師門（指曾國藩）如不深信洋槍火藥為利器，望諄請飭下粵東厘局多為購辦。效洋人步伐，操練洋槍隊，平中國之賊，固有餘矣” ； 此信介紹洋槍各品牌之優劣真偽，並告知購買渠道（廣東厘局），曾國荃便依此制訂採購報告，孰知曾國藩講了這麼一番道理：“制勝之道，實在人而不在器。鮑春霆（超）並無洋槍洋藥，然亦屢當大敵，未聞以無洋人軍火為憾。和（春）、張（國樑）在金陵時，洋人軍器最多，而無救於（咸豐）十年三月之敗。弟若專從此等處用心，則風氣所趨，恐部下將士人人有務外取巧之習，無反己守拙之道，或流於和、張之門徑而不自覺。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爭珠翠，真書家不甚爭筆墨，然則將士之真善戰者，豈必力爭洋槍洋藥乎？” 說句不恭敬的話，這種口吻，頗似“師弟師兄保大清”的剛毅、徐桐之流。打個比方，湘軍鳥槍隊與太平軍洋槍隊相隔幾十米，開槍互射。湘軍之槍射程不及，火力亦弱；太平軍之槍子呼嘯而來，火力強勁。勝敗之分，不在此難道在彼？曾國荃被二李壓制，縮營棄濠，狼狽不堪，難道不正是“以無洋人軍火為憾”？引進洋槍洋炮，照樣嚴格訓練，也不至於就“人人有務外取巧之習”，否則淮軍的戰鬥力從何而來？曾國荃、李鴻章是一線幹部，且分別見識了太平軍、常勝軍的歷害，讓他們“反己守拙”、相信“在人而不在器”，那不是拿自己和三軍將士的性命開玩笑麼？所以，從邏輯、現實和歷史來判斷，曾國藩此段言論實在“迂謬”得很，曾九、李二都只能當笑話來聽。當然，“制勝之道，實在人而不在器”，這種精神需要提倡，這種哲學需要發揚，二人不會公然反駁，只會說“深以為然”；只是，一個照舊添配，一個照樣申購，你說你的，我幹我的。曾國藩也只能一邊暗歎此二人“昧於大道”，一邊應其所請，安排“筱泉（鴻章兄瀚章）於粵厘項下購買” 。當然，如前所述，曾國藩這個“書憨”並不頑固。幾年後，他就主持開設江南製造局，敦促派遣留學生，走上洋務運動最前線，不再死扛“在人不在器”的偏頗之論了。   。 想看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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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麼唯唯諾諾、磕磕碰碰，阿兄徒自嘮叨，阿弟我行我素，直到同治二年三月末曾國荃被“補授”為浙江巡撫，曾國藩才能因勢利導，找到另外一個法門，在軍事、官方和私德方面將曾九帶上一個新層次。軍事戰略暫且擱下不提，只說說曾國藩是如何教導他弟做官之法和作人之道的。 曾國荃補授浙江巡撫，但“浙省系左宗棠兼轄，既兼署巡撫，尤責無旁貸。曾國荃著仍統前敵之軍駐紮雨花臺，一意相機進取，以圖金陵。毋庸以浙事為念”（三月十八日諭旨）；原來，左宗棠時任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