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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拼。讀到這裡，不禁敬佩，這些名動一時的將軍，果有過人之處，武能征戰破敵，文能刀筆官司，且進可用狀似平實文風攻敵，退足以看若公允字句自保。當然，清代以至歷代軍中皆有幕僚文書，極有可能奏摺手秉都並非二人親力親為，但是，仍可看出敘述方法，即使對於武夫也是性命攸關所在。 武夫如此，文人更如是，“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立言載道都要靠適當的文字，能夠彰顯增色自然是好，雖說不能因辭害意，至少不能辭不答意。為有效起見，文體成為規範文字的一種簡便的圭臬。 至於治史，特別講究敘述體例，“名正則言順”，治史之人，即便是有孔聖的春秋筆法，或如太史文正公削伐裁度，必當遵守一經建立即已沿襲成規的體例，才不失為嚴謹大度的正史鉅著。別傳固然在取材方面靈動活潑，盡得遺聞佚事之便，但是，徵信的要求還是基本的。譚伯牛先生的《戰天京》，以傳信錄為副題，徵引了大量往來公文、奏摺、諭旨和信函，不僅兼顧志狀述傳略記言錄等別傳體例，而且徵引處隨手別裁，文言白話，舊章新詞，無不妥帖，若符合契，行雲流水中法度嚴謹，六經注我時渾然天成。 鹹同年間多戰事，如開篇提到的匪夷所思、聳人聽聞的事件不知幾何，以二十萬字篇幅描摹狀寫以曾李左為代表的軍政要員之間千絲萬縷的家國恩仇，如果沒有如椽巨筆，確難排程停當。 漢語極具表達張力，既可豐富隱晦，亦可輕靈顯白，前者常常是隔著一層窗紗，一旦點破就無比親近，後者則像剝蔥，一清二白間，也許就別有滋味，伯牛論史兼具兩種功夫，遑論細節上的萬千氣象，直筆刻畫者有，亦不乏曲筆皴描。 史實寥廓開朗處，堂堂皇皇，幽暗隱秘處，微微茫茫，做到這樣地步，已屬不易，然終究在描摹狀寫之列，文體和事實本無違逆，若於隱微處開出強悍辭章，張揚顯著，在開闊中凸現曲水流觴，臧否議論，則更為難得。於論史者，要達到文體與事實最終化干戈為玉帛的要求，固需奇技妙語，造成強烈創作反差，這樣出來的史，於讀者，更可謂上窮碧落下黃泉，跟隨論者殷勤尋覓後，終於找到雪膚花貌的佳人的驚喜。&nbsp&nbsp

復興傳統歷史寫作以及關於戰爭的討論（高超群）

歷史有什麼用處？研究歷史的人常常被問及這樣一個使人惱火的問題。因為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很難回答，即便是那些已經成名成家的歷史學家也未必能說清楚。二戰期間，法國淪陷，史家布洛赫投身於反抗納粹的抵抗運動，或許心有所感吧，他再用槍拯救祖國的自由的同時，寫了一本小書，題目就叫“為歷史學辯護”，不過，布洛赫的辯護並不很具有說服力，因為時至今日這個問題依然困擾著歷史學家。至少直到1980年代我們在大學求學的時候依然如此，那時，白髮蒼蒼的教授們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來向我們這些“新兵”解釋，這個即將吞噬我們的青春和智力的工作是多麼值得從事。 其實一旦歷史學被限定為對過去發生的一切的純粹客觀記錄，對歷史學家的寫作意圖予以堅決拒絕，歷史學就再也逃避不了類似的追問。一些等而下之的歷史編撰者和研究者們，就在“客觀”、“真實”的辯護和口實之下，排比羅列現成的史料，再綴以幾句事後諸葛亮式的詮釋，來構造自己的歷史學，以為這樣的日積月累就可以建造一座通天塔，揭示“天道”的秘密。這種剪刀…漿糊歷史學被柯林武德戲稱為前培根式的歷史學，不過，以這種方式“構造”出來的史書，居然成了現代史書的標準版本。為了逃脫工具性的奴役，被視為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歷史學付出的代價也足夠慘重，即背叛了它對文明的擔當。這種只能生存於專業小行會里的歷史學因而也就被學以致用的讀者們拋棄了，心懷不滿的讀者自然有理由質問歷史的用處何在。 在古代，歷史學不僅沒有遭到這樣的詰難，歷史學家還常常被奉為智慧的象徵。諸如　“讀史可以使人明智”之類的格言大家都能耳熟能詳。在但丁的《神曲》中，羅馬史家塔西佗被描寫成具有洞察一切的智慧和理性。在中國的傳統中，眾所周知，“史”是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它可以知興衰，可以“資治”。“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可以“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連皇帝乃至暴君也要對史家禮讓三分，大饑荒期間，劉少奇也曾憂心忡忡地對毛澤東表達了他對被寫入史書的恐懼。 在現代，歷史被當作一門科學來研究，史書的撰寫與古代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歷史被認定為是一個不斷進步和演變的自然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蘊藏著一些神秘的客觀規律。為了保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