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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瞭解，紅軍中的軍閥主義、本位主義、個人主義、山頭主義大有人在，我看，這方面要抓一抓。”

周恩來說。“留守兵團中，不少戰士受過王明、張國燾錯誤路線影響，再加上新入伍的戰士，他們都沒有系統地學習過我軍的正確的理論和路線，不瞭解我軍的優良傳統。”毛澤東說。“古田會議決議倒是能夠體現我軍建軍思想，不妨印一些，讓幹部們看看。”任弼時說。“這很有必要！”周恩來說，“古田會議決議，體現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體現了我軍宗旨，讓新戰士看看，很有好處。這個工作，就交給譚政他們去做吧！”“那我明天給他們寫一封信吧！”毛澤東說。大家都點了點頭。譚政接到這一新任命後，心情很不平靜，他很感激黨中央對他的信任，但又怕自己不能擔負起黨中央委託的重任。聯防軍很快組建起來了，聯防軍政治部的同志在一起碰頭後，決定立即開始應有的工作。“譚主任，這是你的信，是毛主席寫來的。”一個通訊員邊說，邊把信遞給了譚政。譚政接了信，立即拆開，上寫：譚政、莫文驊二同志：將四軍九次大會決議多印數千份，發至留守部隊及晉西北部隊，發至連長為止，每人一本，併發一通知，叫他們當作教材加以熟讀。

（各級幹部均須熟讀）

毛澤東一月二十三日看完信後，譚政說：“謝謝你啊，小鬼！”

“哎？光謝謝還不行！還得給收據，請籤個名吧！”通訊員把收據拿出來讓譚政簽了名，一個敬禮，便一溜煙跑了。

留守兵團是1937年8　月下旬，中共中央洛川會議決定組建的，　9月開始稱八路軍後方留守處，肖勁光為主任，曹裡懷任參謀長，譚政任政治部主任，留守處機關僅有十幾個人。部隊除主力紅軍抗日留下一部分外，還有陝北的地方部隊。1937年10月2　日，軍委決定將陝北紅軍按國民革命軍的編制進行改編，並劃定駐防地區，按陝甘寧邊區二十三個師劃分為東地區留守處、西地區留守處。八路軍後方留守處設在延安北門外左側。不久，正式成立八路軍後方留守兵團，以原留守處為兵團司令部，原八路軍後方政治部為兵團政治部。原後方留守處主任肖勁光任留守兵團司令員，曹裡懷繼任參謀長，後方政治部主任莫文驊改任兵團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團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1942年5　月13日，中央軍委作出《關於成立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的決定》後，留守兵團編入聯防軍。賀龍為司令員，關嚮應為政委，徐向前、肖勁光分任副司令員（徐兼參謀長），譚政、林楓分任副政委，譚政還兼任了兵團政治主任。留守兵團初建時，總兵力九千餘人，　1937年12月擴充為一萬五千餘人，1939年10月以後，王震率一二○師三五九旅回到陝甘寧邊區，屬留守兵團代管，總兵力擴充套件為三萬餘人。留守兵團建立以來，基本上是按照古田會議決議精神進行建設的。但是，兵團主要是由紅一、二、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和陝北紅軍的部分部隊組建的，由於王明、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影響，加上紅軍各根據地長期隔離，各地區和經歷不同所造成的不一致不統一，同時大量新成員對我軍傳統還沒有系統深入學習，不少同志分不清正確建軍路線和錯誤建軍路線的界限，有的還不知道古田會議決議為何物。部隊中也出現不少問題，比較突出的是軍閥主義、本位主義、個人主義、山頭主義和緊張的軍政關係、軍民關係、官兵關係。毛澤東給譚政，莫文驊的指示信，為解決上述問題指出了根本的出路。接到毛澤東的來信，譚政煩亂的心緒似乎透進了一縷清新，信心和勇氣也增加了，接著便和莫文驊、傅鍾等討論印刷問題了。

“發到連部為止，要印上千本！”譚政說道。

“可我們的紙張、印刷油墨都緊張。”傅鍾說。

“是啊，敵人封鎖嚴密，從外地搞紙進來很困難。”莫文驊說。

“就用邊區生產的草紙吧，印好後，要求大家愛護課本，我看一樣。”譚政說。

“那好，我明天去油印廠聯絡一下。”莫文驊說。

“關於下通知，要求各連學習，是以聯防軍政治部名義還是以總政治部名義呢？”傅鍾問。

“就以總政治部吧！”莫文驊毫不遲疑他說。

“我看，兩個政治部都下通知吧！”譚政說。

“那也好，總政先下，我們聯防軍政治部後下。”莫文驊說。

“什麼先下後下，兩個機關的人馬已在一起嘍！”傅鍾說。

很快，《古田會議決議》本印成並下發到各連隊的幹部手中。軍委總政治部在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