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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彩虹作戰計劃”。這5套作戰計劃，特別是第2、第3、第5號計劃，體現了美國對日作戰決策的基本內容。比如，全稱為《美國陸海軍聯合作戰基本計劃》的第5號計劃，規定了一旦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在太平洋戰區的作戰任務劃分和目標。

對這兩個基本史實的迴避或忽視，很容易導致在美國沒有直接參戰的情況下，把美國政府的策略與戰略混淆。我個人認為，其實，美國政府的中立政策不過是一個策略，而不是戰略。

既然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明顯採取偏袒英法等被侵略國家的政策，聲稱美國要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那又為什麼沒有參戰呢？這是因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石孤立主義思潮對美國戰略決策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美國曆史上有一位總統，叫約翰·亞當斯，他有一句著名的孤立主義經典口號：“美國用不著到國外去搜尋怪獸並將其消滅。”孤立主義思潮並不是要真的完全與世界隔絕，其實質是追求“讓美國以最小的風險和成本參與世界事務”。這種思潮深刻影響著美國的外交政策。當時，美國民眾儘管對法西斯的侵略政策表示反對，但是絕大多數人認為，如果戰爭不蔓延到美國，就不應該參戰。

聖經上記載，耶穌曾對他的門徒說：“要像毒蛇一樣機敏，像鴿子一樣善良。”羅斯福的理想主義政治理念，倒很像接受了耶穌的這個佈道。羅斯福是民主黨人，美國民主黨人更強調把世界分成黑白兩個部分，即專制與民主。他反對專制政治，鼓吹民主制度。因此，在法西斯國家侵略猖獗的時候，他的政治理念要求他對被侵略國家採取偏袒政策，並且這種理念的終極目標是直接參與反法西斯一方的作戰。

於是，羅斯福一方面最大程度地幫助遭受侵略的國家，一方面則尋找時機直接參與戰爭。這樣，就出現了珍珠港事件發生的另一種解釋：羅斯福在向美國人施“苦肉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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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新疑點：珍珠港事件是苦肉計？（2）

這個觀點是最新的一種解釋，論據有以下幾個：

一是羅斯福事先知道了日本要偷襲珍珠港的情報。美國海軍情報官勞倫斯·薩福德中校破譯了日本聯合艦隊向珍珠港開進的詳細情報，這份極有價值的情報由海軍作戰部長斯塔克中將送到了白宮，然而，羅斯福卻只說了句：知道了！

二是羅斯福在得知這份情報後，密電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金梅爾海軍中將，讓他立即把航空母艦從珍珠港調到外海，照例進行訓練，而其他艦船一律留在港內；

三是在金梅爾接到總統密電後，美軍太平洋艦隊通訊參謀萊頓中校也破譯了日軍的密碼，並將其送到金梅爾的辦公室，而金梅爾卻不屑一顧地將其扔在桌上，只是對萊頓說：“軍人最大的弱點是驚惶失措。這沒有什麼！你已盡到職責了，可以走了，但是，不要把這件事情告訴任何人。”

四是當斯塔克再次接到日本政府讓駐美大使野村務必在華盛頓時間8日凌晨1時將最後通牒送達美國政府的情報後，心知肚明的他只說了句明天和總統彙報，然後就到國家劇院觀看《學生王子》去了。

五是美國陸軍情報局遠東情報科科長布拉頓上校在12月7日早晨將偵知的日軍將進攻東南亞的情報向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彙報時，卻找不到馬歇爾。直到11時，才在阿林頓公園裡找到正在那裡牽著一隻白毛黑斑狗騎著馬散步的馬歇爾。馬歇爾似乎事先知道一樣，平靜地繼續散步。

這些論據說明，在當時，以羅斯福為首的美國高層，有極少數人事先就知道了日軍將進攻珍珠港的情報，並且顯得是那樣胸有成竹。當這一切情報最終報告給羅斯福時，他正在同他的助手和好友霍普金斯交談。他對霍普金斯說：“我料定我們的敵人不會永遠不犯錯誤。如果日本人進攻我們，我將爭取國會批准我參加這場戰爭。”

12月7日清晨7時55分，當日軍飛臨珍珠港上空扔下第一批炸彈時，下面整齊地排列著美軍的水面艦船和作戰飛機，只有航空母艦沒在港內，而這是由於羅斯福總統的事先指令。

於是，近年來一些包括美國學者在內的西方學者，以此為據，認為珍珠港事件是羅斯福為了擺脫國內孤立主義思潮的束縛，以太平洋艦隊為誘餌所施的一個苦肉計。只要美國遭受了侵略，政府就可以理所當然地參加反法西斯戰爭。

珍珠港事件使得羅斯福徹底擺脫了孤立主義的束縛。事件發生後的當天晚上20時30分（華盛頓時間），羅斯福在秘書麗海狄的攙扶下，臂戴黑紗召開內閣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