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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陳寅恪、趙元任。另外有一名年輕的講師李濟，後來也成了大師，擔任了臺灣中央研究院的院長。這個國學研究院，與其說它是一所現代化的學堂，毋寧說它是一所舊日的書院。一切現代化學校必不可少的煩瑣的規章制度，在這裡似乎都沒有。師生直接聯絡，師瞭解生，生了解師，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誘，因材施教。雖然只辦了幾年，梁、王兩位大師一去世，立即解體，然而所創造的業績卻是非同小可。我不確切知道究竟畢業了多少人，估計只有幾十個人，但幾乎全都成了教授，其中有若干位還成了學術界的著名人物。聽史學界的朋友說，中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後形成了一個學術派別，名叫“吾師派”，大概是由某些人寫文章常說的“吾師梁任公”、“吾師王靜安”、“吾師陳寅恪”等衍變而來的。從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在學術界影響之大。

吾生也晚，沒有能親逢國學研究院的全盛時期。我於1930年入清華時，留美預備學堂和國學研究院都已不再存在，清華改成了國立清華大學。清華有一個特點：新生投考時用不著填上報考的系名，錄取後，再由學生自己決定入哪一個系；讀上一陣，覺得不恰當，還可以轉系。轉系在其他一些大學中極為困難——比如說現在的北京大學，但在當時的清華，卻真易如反掌。可是根據我的經驗：世上萬事萬物都具有雙重性。沒有入系的選擇自由，很不舒服；現在有了入系的選擇自由，反而更不舒服。為了這個問題，我還真傷了點腦筋。系科盈目，左右掂量，好像都有點吸引力，究竟選擇哪一個系呢？我一時好像變成了莎翁劇中的Hamlet碰到了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我是從文科高中畢業的，按理說，文科的系對自己更適宜。然而我卻忽然一度異想天開，想入數學系，真是“可笑不自量”。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我決定入西洋文學系（後改名外國語文系）。這一件事也證明我“少無大志”，我並沒有明確的志向，想當哪一門學科的專家。

當時的清華大學的西洋文學系，在全國各大學中是響噹噹的名牌。原因據說是由於外國教授多，講課當然都用英文，連中國教授講課有時也用英文。用英文講課，這可真不得了呀！只是這一條就能夠發聾振聵，於是就名滿天下了。我當時未始不在被振發之列，又同我那虛無縹緲的出國夢聯絡起來，我就當機立斷，選了西洋文學系。

從1930年到現在，六十七個年頭已經過去了。所有的當年的老師都已經去世了。最後去世的一位是後來轉到北大來的美國的溫德先生，去世時已經活過了一百歲。我現在想根據我在清華學習四年的印象，對西洋文學系做一點評價，談一談我個人的一點看法。我想先從古希臘找一張護身符貼到自己身上：“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有了這一張護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夠暢所欲言了。

記北大1930年入學考試

1930年，我高中畢業。當時山東只有一個高中，就是杆石橋山東省立高中，文理都有，畢業生大概有七八十個人。除少數外，大概都要進京趕考的。我之所謂“京”是一個形象的說法，就是指的北京，當時還叫“北平”。山東有一所大學：山東大學，但是名聲不顯赫，同北京的北大、清華無法並提。所以，絕大部分高中畢業生都進京趕考。

當時北平的大學很多。除了北大、清華以外，我能記得來的還有朝陽大學、中國大學、鬱文大學、平民大學、輔仁大學、燕京大學等。還有一些只有校名，沒有校址的大學，校名也記不清楚了。

有的同學大概覺得自己底氣不足，報了五六個大學的名。報名費每校三元，有幾千學生報名，對學校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收入。我本來是一個上不得檯盤的人，新育小學畢業就沒有勇氣報考一中。但是，高中一年級時碰巧受到了王壽彭狀元的獎勵。於是虛榮心起了作用：既然上去，就不能下來！結果三年高中，六次考試，我考了六個第一名。心中不禁“狂”了起來。我到了北平，只報了兩個學校：北大與清華。結果兩校都錄取了我。經過反覆的思考，我棄北大而取清華。後來證明我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否則我就不會有留德十年。沒有留德十年，我以後走的道路會是完全不同的。

那一年的入學考試，北大就在沙灘，清華因為離城太遠，借了北大的三院做考場。清華的考試平平常常，沒有什麼特異之處。北大則極有特色，至今憶念難忘。首先是國文題就令人望而生畏，題目是“何謂科學方法？試分析評論之”。又要“分析”，又要“評論之”，這究竟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