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騫之流，這類人數目極少；出征侵略或禦敵的將士；貿遷千里萬里“重利輕別離”的商人；還有為了宣揚*，積累功德而云遊的宗教僧侶。這個出遊的隊伍是慢慢擴大的。當時通往遠方的大路，最有名的是絲綢之路，都是商人用腳踩出來的。宗教僧侶出行，當然也只能走商路。因此二者路上相遇的機會自然就多了起來，結伴同行，也就成了很自然的現象。我在本文中引用的大量佛典律藏中的資料，足以說明這個現象了。有很多故事講到佛教和尚同商人共同想方設法在關口上偷稅漏稅，以及佛教僧侶對商人無與倫比的、超出度外的遷就和照顧，頗傷虔誠的佛教徒的感情，這一點我是知道的。但是，這些記載都赫然出自佛典本身，我絲毫也沒有捏造。我是一個歷史工作者，只能照實直書，別無選擇。這一點還請佛教界的朋友們原諒則個。　。　想看書來

回到祖國（32）

本篇論文的後一半，我主要用來談商人與佛教關係密切的原因，以及與中國對比。在這裡，我個人主觀的想法多一點，難免有主觀臆斷的地方。但是，就我個人來說，我的態度是嚴肅的，絲毫也沒有故意標新立異、譁眾取寵的想法。是非曲直，都由讀者去評斷吧。

12�《〈敦煌吐魯番唐代法制文獻考釋〉序》

這一篇序言沒有提出什麼新觀點。

13�《〈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

在這一篇序言中，我首先介紹了饒宗頤先生的生平，然後介紹他的著作。饒先生學富五車，著作等身，研究範圍極廣，儒、釋、道皆有所涉獵，常發過去學者未發之覆。我在這裡提出來了一個大家所熟知、而實踐者則不算太多的觀點，這就是：“進行學術探討，決不能故步自封，抱殘守闕，而是必須隨時應用新觀點，使用新材料，提出新問題，摸索新方法。只有這樣，學術研究這一條長河才能流動不息，永遠奔流向前。”饒先生是做到了這一點的。

我借用了先師陳寅恪先生《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的一段話：“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這三目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我這一篇序言主要就是根據寅恪先生提出之三點，來敘述了饒宗頤先生的學術內容和治學方法。

14�《在杭州印度兩大史詩討論會上的講話》

這篇講話沒有提出什麼新觀點。

15�《外國文學研究應當有中國特色》

這一篇論文不算太長，但是代表了我在八十年代前對外國文學研究，對文學批評，對美學，對文藝理論的看法。

我主張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應有中國特色。要想做到這一步，至少應該有三個前提或者基礎：第一，必須突出理論研究；第二，必須在方法論上努力求新；第三，必須實行拿來主義，古為今用，外為中用，以我為主。世界上，文藝理論能成為體系的只有四家：*主義文藝理論、自古希臘羅馬以來的歐美文藝理論、中國文藝理論、印度文藝理論。中國文藝理論，源遠流長，豐富多彩，有一套專門名詞，有許多不同的學說。我寫道：“這些術語和理論對中國的專家來說，一看就懂，也確能體會其中含義；但是要他用比較精確的明白易懂的語言表達出來，往往說不出。這些術語給人一個印象，一個極其生動的印象，這是好的。要把這個印象加以分析，說說清楚，則力不從心，說不出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不足之處。”

（從這一段話中可以看出來，我在當時仍然被西方的“分析”牢牢地捆住了手腳，而不能自拔。我現在認為，我現在終於“拔”出來了。）

在這篇論文的最後幾段中，我講到當今世界上五花八門的文藝理論體系，“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領*數十天”。對這些文藝理論體系，我們必須隨時加以注意，努力去理解；但千萬不要被它們綁在戰車上，拾人牙慧。這個意思，一直到今天，我還認為是對的。

16�《展望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

這是《北京晚報》記者的提問和我的回答的一個記錄。文雖短，但談的問題卻極為重要。比較文學形成的歷史雖然不長，但已經成為世界顯學。可惜其中竟沒有中國的聲音。有一些中國比較文學學者，甚至個別的外國比較文學學者，都提出了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希望和呼籲。我當然也有這種希望，但決不是出於狹隘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而是出於對世界比較文學的關心。沒有中國學者，再擴大一點範圍，沒有東方學者參加，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