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部分(第3/4 頁)

問題。難道他就真的一點優點都沒有嗎？

這樣做，就不是實事求是，就是違反*列寧主義。如果再往思想深處挖一步，就會發現，這是個人主義在作祟。別人提的意見，自己不見得完全同意；但是為了息事寧人，乾脆全盤接受下來，免得麻煩。自己也不見得就認為自己真有那一些缺點；但是為了“過關”，免得別人給自己提意見，先下手為強，乾脆給自己戴上一大堆帽子。這還不是考慮個人嗎？

上面說到的那些顧慮、想法和缺點，我自己都有過。在過去一年內，透過外因和內因，終於有了上面這些認識。

古代的賢人子路據說是“聞過則喜”。我以前認為世界上不會有這樣的人，這只是古人的幻想。在我受了一年的黨的直接教育之後，我覺得，這個境界是可以達到的。毛主席曾說過，天下沒有不犯錯誤的人。但是，黨對同志們缺點的態度，卻是“與人為善”的。在組織上和同志們指出我的缺點的時候，我能夠感到這一點。當然，我也並不否認，受批評總不如受表揚舒服。這是人之常情，誰也否認不掉的。我覺得，聽同志們給自己提意見，好比吃橄欖，最初的確有點苦，但是餘味卻是甜的。即使改正缺點還要有一個過程，發現了缺點就能對症下藥，改正它也就有望了。所謂“喜”也者，恐怕就是這個意思吧！

根據上面的一些感受，即使我目前還有許多缺點，將來也還可能有新的缺點產生，但是我卻堅決相信，我能夠改正任何的缺點。給了我這樣的信心的就是我們的黨。

1957年4月

德國學習生活回憶（1）

我於1934年在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到母校濟南省立高中去教了一年國文。1935年秋天，考取清華大學與德國交換研究生，到德國著名的大學城哥廷根去繼續學習。

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學習科目。我曾經想學習古希臘文和拉丁文。但是當時德國中學生要學習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臘文。我補習這兩種古代語言至少也要費上幾年的時間，那是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的。為這個問題，我著實煩惱了一陣。有一天，我走到大學的教務處去看教授開課的佈告。偶然看到Waldschmidt教授要開梵文課。這一下子就勾引起我舊有的興趣：學習梵文和巴利文。從此以後，我在這個只有十萬人口的小城住了整整十年，絕大部分精力就用在學習梵文和巴利文上。

我到哥廷根時，法西斯頭子才上臺兩年。又過了兩年，1937年，日本法西斯就發動了侵華戰爭。再過兩年，1939年，德國法西斯就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漫長的十年當中，我沒有過上幾天平靜舒適的日子。到了德國不久，就趕上黃油和肉定量供應，而且是越來越少。二次大戰一爆發，麵包立即定量，也是同樣的規律：越來越少，而且越來越壞。到了後來，黃油基本上不見，做菜用的油是什麼化學合成的。每月分配到的量很少，倒入鍋中，轉瞬一陣煙，便一切俱逝。做麵包的麵粉大部分都不是麵粉。德國人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有的說是海魚粉做成，有的又說是木頭炮製的。剛拿到手，還可以入口；放上一夜，就腥臭難聞。過了幾年這樣的日子，天天捱餓，做夢也夢到祖國吃的東西。要說真正捱餓的話，那才算是捱餓。有一次我同一位德國小姐騎腳踏車下鄉去幫助農民摘蘋果，因為成丁的男子幾乎都被徵從軍，勞動力異常缺少。勞動了一天，農民送給我一些蘋果和五磅土豆。我回家以後，把五磅土豆一煮，一頓飯吃個精光，但仍毫無飽意。捱餓的程度，可以想見。我當時正讀俄國作家果戈理的《欽差大臣》，其中有一個人沒有東西吃，脫口說了一句：“我餓得簡直想把地球一口氣吞下去。”我讀了，大為高興，因為這位俄國作家在多少年以前就說出了我心裡的話。

然而，我的學習並沒有放鬆。我仍然是爭分奪秒，把全部的時間都用於學習。我那幾位德國老師使我畢生難忘。西克教授（Prof�Emil　Sieg）當時已到耄耋高齡，早已退休，但由於Waldschmidt被徵從軍，他又出來代理。這位和藹可親誨人不倦的老人治學謹嚴，以讀通吐火羅語，名揚國際學術界。他教我讀波顛闍利的《大疏》，教我讀《梨俱吠陀》，教我讀《十王子傳》，這都是他的拿手好戲。此外，他還殷切地勸我學習吐火羅語。我原來並沒有這個打算，因為，從我的能力來說，我學習的東西已經夠多的了。但是他的盛意難卻，我就跟他念起吐火羅語來。同我同時學習的還有一個比利時的學者W�Couvreur，Waldschmidt教授每次回家休假，還關心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