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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指向了長城第一大口——古北口，同時向冷口、界嶺口方向也實施了攻擊。古北口，東北軍王以哲的67軍作戰不力，未能阻住敵軍，3月11日丟了古北口。

剛從江西“剿共”前線調來的中央軍第25師在師長關麟徵的率領下立刻投入反擊。古北口土石山上，中日兩軍反覆爭奪，均傷亡慘重。師長關麟徵被日軍手榴彈炸傷，但仍在前線督戰。日軍土黃色軍裝裹著的屍體也是滿山遍野。

12日夜，日軍增援部隊開到，關師只能放棄奪。回古北口的企圖，退守第二線險關——南天門。南天門地形險要，但兵力展布不開，為穩定防禦，關麟徵只得把兵力一部部往上調。日軍以一個師團的重兵全力猛攻卻難有進展。直至4月初，關麟徵的第25師被打殘了，只能以楊傑的第2師頂上去。而日軍援兵也在大批湧向南天門。

小小的南天門，似乎成了整個戰場的中心。至4月末，楊傑第2師也消耗得差不多了，17軍軍長徐庭瑤只能咬著牙，將手中最後的1個師，劉戡的83師投入戰場。中央軍到底是蔣介石的寵兒，17軍先古北口後南天門血戰近2個月，殲滅日軍數千人，始終沒讓日軍從自己的陣地上攻破。

關鍵時刻，日軍突破冷口，直插豐潤、玉田，威逼長城一線整個中國軍後路。為保住部隊，何應欽下令前線部隊全部後撤，長城各口門戶洞開。

5月20日前後，一路日軍進迫通州（通縣），寶坻日軍攻佔香河，北路日軍到達順義，北平重鎮已處在日軍三面包圍之中。北平，在軍事上已陷於死地。

北平已能聽見隆隆的炮聲，日機更是天天示威不斷。城內風聲日緊引得軍民一片驚慌，甚至何應欽、黃紹等最高軍事長官也已收拾好行囊，隨時準備撤離。但蔣介石此刻正在廬山部署“剿共”，電話怎麼也打不進去。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何應欽決定先斬後奏，與日軍商談停戰。

早在5月3日，南京即派來了親日派的重要人物黃郛，並任命其為行政院北平政務委員長，準備與日本人周旋。蔣介石原指望華北危急時，英、美等國能站出來說話，阻止日軍威脅北平，黃郛不過為緩衝與日本人關係的一顆棋子。但國際社會對風頭上的日本人並無強硬表示，只希望雙方停戰言和，這種話說了等於沒說。

5月25日，何應欽派出參謀處長徐祖貽少將赴密雲日軍第8師團司令部談判停戰。日軍第8師團長西義一中將以勝利者的姿態提出了停戰辦法：（一）華軍撤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以北，通州、香河、寶坻、林亭、蘆臺以南一帶，以示華軍停戰的決心，請日軍不再前進；（二）於5日內日方派遣代表與華方軍事當局討論停戰條款；（三）正式談判地點須在日軍佔領地內。

5月30日，曾留學日本的參謀部作戰廳長熊斌受命赴塘沽與日軍談判。敗軍言和，自然難有公允。5月31日，隨著熊斌與岡村寧次在《塘沽協定》上簽字。持續近3個月的長城抗戰寫下了一個令人遺憾的結尾。

6月8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開“剿共”軍事會議，再次宣稱：“抗日必先‘剿匪’徵諸歷代興亡，安內始能攘外，在匪未肅清前絕對不能言抗日，違者即予最嚴厲處罰。”會後向全軍分發《作戰手本》、《“剿匪”手本》等書。

蔣介石開口閉口“剿共”，一切戰備訓練為了“剿共”，日本人豈能不放開手腳大動刀兵，國民黨軍各級將領如何鐵下心來抗日？一支弱旅在左右掣肘的干擾下連對手的戰術特點和應對之法都未掌握就去面對一支裝備精良的強敵，何以取得戰鬥的勝利？

長城抗戰是中國軍人一腔熱血的噴發，但僅有熱血是不夠的。

《塘沽協定》的簽署，為日軍敞開了華北大門。在中日尚未宣戰的情況下，日本政府指示關東軍對華北的下一步策略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逐步使華北脫離中國政府，實現日軍控制下的“自治化”。在這之後的幾年裡，華北雖不像東北那樣被坦克、大炮征服，但日軍的一步步滲透使其離南京國民政府越來越遠。若不是日後西安事變的爆發和“七·七”盧溝橋燃起的全面抗日的戰火，華北也許將是第二個東北。

華北不是東北，但對日軍來說目的是一樣的。

轉眼已到了1934年的夏天。

3年來，正當蔣介石還沉浸在剿滅中共的夢幻中時，日軍已把遼、吉、黑、熱河四省攫於手中，並大兵南下，壓入山海關，控制了長城內外各口隘。平、津兩市東西北三面受敵，中國北方豐饒的半壁河山岌岌可危。而江南上海也成了中國不設防的城市。中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