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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列子》中記載說：“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東漢王充在《論衡·別通篇》中說：“禹主行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所不至，以所記聞作《山海經》。”　《隋書·經籍志》雲：“蕭何得秦圖書，……後又得《山海經》，相傳以為夏禹所記。”記述雖有差異，但認為《山海經》系夏禹或與之同時的伯益所作，卻成為歷來的普遍看法。

三，出於眾人之手，作於戰國，成於西漢說。宋代的朱熹在《楚辭辨證》中首先提出，中國古代的神話集中於《楚辭》的《天問》篇中，《山海經》是根據《天問》而作。王應麟進一步引述朱熹的觀點，認為“《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雲東向，或日東首，疑本因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古代《山海經》確有圖畫，晉郭璞曾為《山海經圖》作《贊》，今《贊》尚存，圖已佚。）明人胡應麟說：“餘嘗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傳以（汲冢紀年》之異聞。”以成此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　觀書中載夏後啟、周文王及秦漢長沙、象郡、餘暨、下雋宿地名，斷不作於三代以上，殆周秦間人所述，而後來好異者又附益之。”今人袁珂則確切地說明：“以今考之，實非出一時一人之手，當為戰國至漢初時楚人所作。”並且提出：“除《海內經》四卷是作於漢代初年而外，其餘均作於戰國時代。”應當是一部長時期的集體合作的著作。

四，近代許多學者提出《山海經》作者的新假說。衛聚賢《山海經的研究》和蒙文通《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等文認為，根據書中地名、物名、神怪圖象，以及稱書為“經”、“藏‘等的說法，推斷此書很可能是從印度至中國各地的一路記錄。而這一記錄者，就是戰國時墨於的學生，印度人隨巢子。這樣，又為《山海經》的研究，開闢了新的探索思路。

然而，《山海經》的作者究竟是誰？仍有待新的論證。

《山海經》是一部什麼性質的書？

《山海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