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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內森只是一個丑角，或如果自始至終只上演一種題材的話，那麼即使他滿腹經綸，他的表演也將流於單調甚至變得可笑。他對這種喜劇表演極富靈感，且見多識廣，興趣廣泛。在我們呆在一起的那些愉快時光裡，他永遠講著那些極富想象力的笑話。或許還應該再加上一句，我總是感覺到，正是內森——也許是因為他的年長，或純粹是因為他天然具備的那種磁場般的吸引力——在為我們所有的談話定基調，儘管與生俱來的性格使他從不獨自霸佔這個舞臺。我也不是個不善言辭的人，我講話時，他也洗耳恭聽。我想，他應該算是博學多才之人——幾乎無所不知；然而他的熱情與智慧，以及展示學識時那種輕鬆自然的神態，使我從未在他面前產生憋悶和令人窒息的不滿感。這是一些博學多才的人滔滔不絕地大講特講時常常會令人產生的一種感覺。他有著令人驚歎的廣泛的知識面，我得不斷地提醒自己，我是在與一位科學家，一個生物學家談話（他總令我想起像朱利安·郝胥黎那樣的奇才，我在大學時曾拜讀過他的文章。）——這傢伙精通文學和許多典故，有古典的也有現代的，他可以在一小時裡輕輕鬆鬆地將李頓·斯特拉齊、《愛莉絲漫遊仙境》、馬丁·路德早期的禁慾思想、《仲夏夜之夢》以及蘇門答臘猩猩的交配習性，像一個珠寶盒似的融匯在一起，統統編進一篇講稿。這東西既滑稽又十分嚴肅，對窺陰癖與露陽癖的本質聯絡進行了專門探討。

這一切都令我信服。在德萊塞的問題上，內森擁有與懷特赫茲有機體理論同樣程度的瞭解。對自殺問題也是如此。他似乎對這個問題有某種特殊的偏好，對此他不止一次地談起過，雖然與病態的邊緣有些接近。他說，他最推崇的小說是《包法利夫人》，不只是因為它在形式上盡善盡美，還因為它對自殺這個主題的剖析；愛瑪的服毒自殺簡直是一種不可逃避的悲壯之舉，使它在西方文學中成為人類精神狀態的最高象徵。一次，他在講一個十分滑稽的笑話時，談到靈魂的再生問題（對此他說，他決不懷疑它的可能性），他宣稱說他前生是一個猶太教的阿爾比根修道士——一個名叫聖·內森·勒·博恩的傑出優秀的僧人。他說他瘋狂地迷上了分裂出來的那支對自我毀滅有著強烈嗜好的異端教派，曾單槍匹馬到處傳教。對此他有一套理論，即如果生活是一種罪惡，就有必要儘快結束它。“我只有一點沒有預見到，”他評論說，“那就是我被帶入二十世紀的生活之中。”

然而，儘管在他所關心的事物中有這些輕微的不安分因素，但在我們一起度過的那些愉快的夜晚中，我仍未感覺到蘇菲親身經歷過並向我暗示過的哪怕是絲毫的消沉沮喪的情緒。我必須承認我被他迷住了，我甚至有些嫉妒。我忍不住懷疑這些暗示與打鬥都是她那陰鬱的波蘭人的想象力憑空杜撰出來的。我想，這是波蘭佬一貫的伎倆。

不，他如此溫柔地為別人操心，怎麼可能出現她向我暗示的那些可怕的行為？（儘管我也知道他的壞脾氣。）比方說我的書，我正在完成的小說，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寶貴的充滿真情的坦誠相告，儘管早些時間我們曾就南方文學是否衰落髮生過爭執。他對我的作品表現出的兄長般的關心讓我倍感親切，深受鼓舞。一天早上我們在一起喝咖啡時，他問我能否將已經完成的部分拿給他看。

“為什麼不呢？”他熱情地說，黝黑的臉上一臉急切，前額出現幾道皺紋，看似有些愁眉不展的臉上浮起了慈祥的笑容。“我們是朋友。我不會妄加評論，甚至連一點建議也不會提。我只是想看看。”我有些害怕。坦白地講，我害怕是因為還沒有一個人看過那些黃色手稿，頁邊的空白處滿是汙穢的手指印，散發出一股腐爛的臭味。還有，我對內森尊敬之至，我明白如果他對我的辛苦之作有一點不滿意，哪怕是完全無意的，也都會對我的熱情造成致命的打擊，甚至影響到我今後的寫作。但是，一天晚上，我還是冒險拿了九十頁的手稿給他。我曾天真地訂了一個宏偉計劃，就是在沒有完成最後一行字之前，絕不讓任何一個人看到它，即使寫完後也只讓出版社老闆阿爾弗雷德·克勞福親自來看。我和蘇菲坐在楓苑回憶童年和克拉科夫時，內森獨自一人在粉紅宮殿裡閱讀這些手稿。大約一個半小時後，他從夜色中走進酒吧擠到我身邊，我的心頓時怦怦地亂跳起來。內森眉頭上沾著汗珠，一屁股坐在對面蘇菲的身旁。他目光平緩，看不出任何表情；我一下子嚇呆了。“不，別說！”我差點就要求他了，“你說過不作評論的！”但他的評論好像凝固在空中即將來臨的閃電雷鳴。“你讀過福克納，”他慢慢地開了口，聲音平緩沒有起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