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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典型的波蘭型：高而寬的顴骨，藍眼睛，厚嘴唇，寬大的鼻子往上翹著，頭戴一頂可愛的緊扣在頭上的小帽。他蓄著兩道絡腮鬍，一頭漂亮的淺色頭髮平整地向後倒伏。兩顆銀假牙對這付好形象有一點損壞，但只有他大張著嘴時才會如此。他是一個公認的花花公子，舉止荒唐得有些過分，但在學術界的較高聲望使他免受奚落。儘管他持極端觀點，在右翼分子中也顯得過於保守，但仍廣受尊敬。他不僅是一位法律教師，還是一位時常出庭的開業律師。在國際專利法領域——主要涉及德國與東歐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他建立起了至高無上的權威；而他所獲得的豐厚報酬也以一種完全合法的方式，使他過上了比他的同事們更富裕的家庭生活——儉約中的優雅生活。這位教授還是一位正式的天主教徒，雖然並不狂熱。

蘇菲以前告訴我的有關她父親的青年時代和受教育狀況顯然都是真實的：早年在維也納，弗朗茲·約瑟夫點燃了他親日耳曼的激情，他認為歐洲應由泛德意志精神和理查德·瓦格納精神來拯救。這是一種純潔而忠貞不渝的愛，足以與他對布林什維主義的憎恨相匹敵。貧窮落後的波蘭（蘇菲常聽他這樣說）如何才能擺離線械的一朝接一朝屈從於外來統治者、此時仍處於共產主義反基督主義者控制之下的歷史——尤其是被粗俗野蠻的俄國人統治——找到拯救之路呢？除了將神話般的光榮傳統和二十世紀的高科技技術有效融為一體的德國，誰能創造將音樂和新型高速公路融合起來的嶄新和優雅的波蘭文化？對散漫而無組織的波蘭而言，還有什麼比實用而又具有令人激動的美學色彩的國家社會主義更好的民族主義呢？

這位教授既不是自由主義者，更不是社會主義者——蘇菲剛開始時就是這樣對我說的。他是一個叫國家民主黨的反動政治小團體的積極發起者，這個組織的信念之一便是反猶太主義。在二十年代初期，這種思想在大學校園裡影響至深，人們狂熱地對國際共產主義與猶太人等而視之，對猶太人的身份和簽證詳加盤查，對猶太學生實行暴力。作為黨內溫和派的成員，別岡斯基教授顯示出他非凡的才能，在三十歲時便出了名。他寫了一篇抨擊這些暴行的文章，發表在華沙一家主要的政治性刊物上。很多年後，這一點仍讓蘇菲覺得不解。她無意中讀到這篇文章時，心想他是否受到了激進的烏托邦人道主義的刺激。當然她完全錯了——就像她宣告她父親仇視馬謝爾·畢蘇斯基的暴政一樣完全錯了；或者說她被迷惑了（這是她對我說的又一個謊言，她為此深感愧疚）。她父親曾一度激進，在二十八九歲時曾希望波蘭能實行集權主義。他確實憎恨馬謝爾，但她後來得知，他恨的是這位獨裁者出爾反爾的矛盾行為和他頒佈的一道又一道對猶太人實行保護的敕令。這位教授因此深感痛苦。1935年，畢蘇斯基死後，對猶太人權利的保護法律失效，波蘭猶太人又一次面臨恐怖威脅。別岡斯基教授又一次磨拳擦掌。不過他變得沉穩老練，加入了一個重新復活的法西斯組織——國家激進黨，該組織在波蘭大學的學生中開始取得領導地位，教授（現在他開始發號施令了）告誡大家要節制，像以前那樣在學校或街上不要動用武力。這種現象已開始出現。但他對暴力的反對與其說是基於思想認識，不如說是出於一種邪惡的策略。在這篇文章最明顯的地方，完全可以看出一種思想緊緊纏繞著他！他開始從各個行業——首先是學術機構中——對全面清除猶太人的必要性做系統的哲學探討。

針對這個問題，他開始奮筆疾書，在波蘭和德國不停地寫，然後向波蘭一些著名的政治和法律期刊，以及波恩、曼海姆、慕尼黑和德累斯頓等德國的文化中心城市的期刊大量投稿，其中一個主題便是“多餘的猶太人”。他詳細地論述了“人口轉移”和流放等問題。他是波蘭政府派往馬達加斯加探查解決猶太人遷居問題的考察小組成員之一。（他給蘇菲帶回一付非洲面具，讓她想起他那曬得漆黑的面板。）雖然他仍堅持不用暴力，但開始出現動搖，並堅持認為應果斷採取解決該問題的迅速有效的具體方法。教授的生活中已賦有某種瘋狂的色彩。他成為種族隔離運動的領導人物，並首創用“猶太凳”固定猶太學生的做法。他是經濟危機敏銳的分析家，他在華沙作暴力煽動演講。他狂怒地說，在經濟蕭條時期，那些異己分子猶太人有什麼權利與老實巴交的波蘭人競爭，像洪水一般從各地湧進城市？1938年末，他的激情達到高潮。他開始創作他的傑作，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本小冊子，他在裡面第一次嘗試性地提出——小心翼翼地，用旁敲側擊和閃爍其辭之法——他的觀點：“徹底消除”，不無含糊、猶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