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部分(第2/4 頁)

冷。“我還記得他說的每一個字，”蘇菲對我說，“他說，‘你們來到了集中營，不是療養院。這裡惟一的出口——就是這個煙滷。’他說，‘有誰不喜歡這樣的，可以試試把自己吊在鐵絲網上。如果是猶太人，最多可以活兩個星期。’然後他接著說：”有修女嗎？像牧師、教士什麼的，你們有一個月時間；其餘的，三個月。‘“

對這種讓人“活死”的事，納粹已老於此道，因為有少數人從一開始便死去了。從第一天起，他們便在計算死亡之期中度日，誰都知道活著時經受的勞役之苦，以及疾病、飢餓等，不過是為了通往死亡之路。盧本斯坦總結道：“因此，相比僅僅作為大型屠宰場的作用來說，集中營對人類未來所形成的恐懼、威脅是永遠的。一個殺人中心只會製造死屍，而一個完全統治的社會則創造出一個活死人的世界。”

或者用蘇菲的話來形容，“大多數剛到那兒的人，如果他們知道的話，他們就會為毒氣而祈禱。”

犯人一到奧斯威辛便會被搜身，所以很少有人能保留自己原來的財產。但由於場面混亂，時而有矇混過關的情形出現，如果幸運的話，間或有人可以留下少量的珠寶和衣物。蘇菲乘一個黨衛隊衛兵不注意時，利用自己的機敏留下了一雙雖已破爛但還能穿的皮靴。這是她在克拉科夫的最後日子裡僥倖保留下來的。其中一隻的襪墊裡有一條裂縫，那天她站在霍斯那間斜頂閣樓等司令官時，那裂縫中便裝著一本汙跡斑斑但字跡清晰的小冊子，十二頁，四千多字，封面的題詞是：“波蘭的猶太問題：國家社會主義有答案了嗎？”蘇菲一直在嘮嘮叨叨地向我講述她是如何在寬鬆、富裕的環境中長大成人的，這或許是她最沒設防的地方（同時也包括她奇怪的謊言）。她不僅欺騙了我，我肯定她也騙了內森，但只有一件事她無法隱瞞下去。為了證實她與司令官的交往，我才知道了這件事。那本小冊子的作者是她的父親，滋畢哥尼·別岡斯基教授，克拉科夫雅基羅尼大學傑出的法學教授，卡羅瓦、布加勒斯特、海德堡和萊比錫等大學的榮譽法學博士。

她向我承認說，對她來說，講出這些是很不容易的。她咬緊嘴唇，手指神經質地撫弄著那張蒼白的臉龐。要揭破自己的謊言相當難，尤其是她已巧妙地塑造了一個完美、正直、正派的父親形象，一位對即將來臨的恐怖愁眉不展的極好的一家之長，一個在俄國殘酷的迫害運動中勇敢地營救過猶太人而被罩上人道主義光環的自由主義者；而現在，她卻必須揭露他的真相。當她對我說這些時，神思恍惚，聲音異常激動。她撒謊了！她不得不承認她講的有關父親的事都是彌天大謊，以致她講的其他事情的可信度也受到懷疑。但有一點，她編造的這個可憐的謊言不過是一道屏障，一道隔在她所喜歡、關心的人（比如我）與那令人窒息的罪孽感之間的毫無希望的脆弱的防線。她問我，當我明白事情的真相和她編造的謊話之後，還能原諒她嗎？我拍拍她的手說，我會的。

她繼續往下說，除非瞭解她父親的真實故事，否則無法理解她與魯道夫·霍斯的這件事。以前她並未在所有問題上向我撒謊。她堅持說，在描繪那田園詩般的孩提時代時她並未說謊：包括她住過的那棟房子，寧靜祥和的克拉科夫——兩次大戰期間的一個溫暖安全之所，以及由母親——一個開朗、可愛的婦女營造的甜蜜溫馨的家庭氣氛。僅僅從繼承了母親對音樂的熱愛這一點上，蘇菲對母親的記憶便飽含感情。想象一下二三十年代西方世界中任何一個大學教授悠閒自得的家庭生活吧——儀式般的茶會，晚間的音樂會，夏日到鄉間出遊，和學生共進午餐，年中去義大利休假，到柏林和奧地利的薩爾茨堡度年假——蘇菲那時的家庭生活，文明氛圍，安寧甚至快樂的生活場景如現眼前。但這幅美景背後卻一直懸著一層令人窒息驅之不散的陰雲，玷染了她的童年及青春。這便是因為她的父親——一個對全家人嚴加管制的暴君的存在。尤其是對蘇菲的支配相當固執，毫不變通，卻又精明微妙，不露痕跡。直到蘇菲長大成人後，才意識到他的一切令她厭惡至極。

生活中常會出現這種情形：當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埋藏已久的感情——無論是被壓抑的仇恨還是瘋狂的愛——突然清晰地浮上意識的表層時，可能會導致身心鉅變，令人刻骨銘心，永難忘懷。蘇菲說，她絕不會忘記那一時刻——對父親的憎恨浮上心頭，把她捲入一種灼人的熱浪。她不能說話，幾乎窒息而亡。

她的父親高大、健壯，常穿一件齊膝長的禮服大衣，裡面襯著一件大翻領襯衫和寬幅領帶。衣著是老式的，但在那時的波蘭不顯得怪異。他的臉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