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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天，一切才宣告結束。那天早晨，在馬薩諸塞州埃德加城的北水大街上，一個了不起的投資銀行家、遊艇俱樂部會長的十分年輕的妻子，手裡揮舞著詹姆斯·鮑德溫的文章《到山上去吶喊》，用一種淒涼的聲音對朋友說：“天哪，我們都要遭難了！”

1947年的我對這一切都還不可能知道。那時，它還只是沉睡中的黑色巨獸，儘管已經開始覺醒，但還未被認為是北方的一個問題。雖然我早已對那些北方佬的抨擊忍無可忍，甚至老好人範內爾也曾在我面前善意地挖苦過，但我還是不得不為那群野獸般地殘害博比·韋德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感到羞恥。這事兒發生在布郎斯威克附近的松樹林中，那兒正是我的恩人阿提斯特受盡磨難、最終慘死的地方。那些佐治亞人讓博比·韋德成了南方私刑的最後一個殉難者。而且他所謂的“罪行”和阿提斯特十分相似，幾乎可以成為那種陳腐題材的經典之作：他向一個叫盧拉的傻丫頭拋媚眼，騷擾她（實際上從未得逞，更談不上強姦）。就是這種老生常談。不過，盧拉那張哭喪著的兔子臉在六家大城市的報紙上登出，她的憤怒的父親——一個路口小店老闆的“呼號”，迅速激起了當地暴民的一次行動。

我在一星期前讀到了這則中世紀式的農民復仇故事。當時我正在行駛在萊克辛敦大道的慢車上，擠在一個巨胖的女人和一個高個子的波多黎各男人中間。那女人手中拿著聖·克萊恩手提包，那男人穿著公共汽車乘務員的制服，身上發出一股熟透了的桔子香味，直衝我的鼻子。他也呆呆地看著我手上的《鏡報》，對著那張魔鬼一樣的照片出神。博比·韋德還沒死，他的陰莖連同睪丸一起被切下並塞進他的嘴裡（這些沒有登出來）。等他快要死去但還神志清醒的時候，胸前被火烙出一個彎曲的“L”。“……L……代表什麼？私刑？法律與秩序？愛？就在內森對我近乎歇斯底里地嚷嚷著的時候，我記得我搖晃著從車廂裡擠出來，走到八十六街。街上夏日的陽光十分明亮，到處飄著燻牛肉的香味，還有地鐵柵欄的鐵鏽味。我本來是去看羅西利亞電影的，但那天下午我卻沒有進電影院，而是來到河邊的格雷西廣場，在那兒出神地想著那些駭人聽聞的醜行，一直無法從心中抹去博比·韋德血肉模糊的影子。我不停地無休無止地悄聲念著《聖經》裡的段落，那還是我在孩子時就能背誦的：”上帝會擦掉他們臉上的淚水，再沒有死亡、悲傷與哭泣，再也不會有痛苦……“也許是因為太難過，但是——啊，上帝，即使這樣，我欲哭無淚。

內森還在不停地叫著，他的聲音硬擠進我的耳朵：“瞧瞧，集中營裡也沒有他們這樣的獸行！”

是這樣嗎？不是這樣嗎？這很難說清。我討厭爭吵，討厭狂熱與盲目的行為。我無法避開博比·韋德的影子，但不想再談下去，儘管我與佐治亞的那次暴行沒任何關係。我突然對過去的事、那個地方都厭惡起來。我現在有一種渴望，想要冒著被打破鼻子的危險，把杯裡剩下的啤酒潑到內森的臉上。我剋制著自己的情緒，挺直腰，繃緊肩膀，用一種輕篾的口氣說：“作為一個民族的代表？幾個世紀以來，這個民族因被指責出賣耶穌而受到迫害。你……是的，該死的！你……你應該明白，就任何行為而譴責一個民族都是毫無道理的！”我那時太氣憤了，一些針對猶太人的話脫口而出。對那些最近幾個月才剛剛從焚屍爐的痛苦中解脫出來的猶太人來說，這些話顯然太過分了，它們剛一溜出我的嘴唇，我馬上就後悔了，但我沒想要收回它們：“那對任何人都一樣，”我說，“甚至對德國人也一樣！是上帝這樣做的。”

內森的身子往後縮了一下，臉漲得更紅了。我想，這下我們終於可以決一勝負了。但就在這時，蘇菲穿著那身滑稽可笑的服裝，猛地一下子撲到我們中間，奇蹟般地化解了即將燃燒的緊張氣氛。

“不要再說這些了，”她命令道，“都給我住口！這些話題對星期天來說太嚴肅了。”她的樣子有些滑稽，但顯得很認真，“不要再提博比·韋德！我們要說點高興的事兒。我們要去康尼島，在那兒游泳，吃飯，過上愉快的一天！”她快活地轉著圈。我很驚訝，但看到她很快拋掉那可憐的受虐的角色，這樣活蹦亂跳地站在內森跟前，十分熟練地用她的美麗和活潑駕御著他，我又覺得輕鬆了許多。“你對集中營瞭解多少，內森·蘭道？你一點兒也不瞭解。不許再談這種地方，不許再對斯汀戈喊叫，不許再對他大喊大叫什麼博比·韋德了。夠了！斯汀戈與博比·韋德毫不相干。斯汀戈太可愛了。你也很可愛，內森·蘭道，真的。我愛你！”

我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