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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上常常出現的頗具諷刺意義的權宜之計一樣，這項計劃的許多年輕受害者來自波蘭，因為雖然波蘭人被視為下等種族，但和其他斯拉夫人一起，在猶太人被實施最後滅絕後，波蘭人理所當然地成為繼任者；而且，他們在許多方面符合某些殘酷的人體實驗的體格要求——面部特徵與北歐血統的人極其相似，且金髮碧眼，膚色白皙，與納粹的審美觀頗為適合。

雖然新生計劃未能像納粹所期望的那樣得到大規模的實施，但它仍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僅從華沙的父母身邊被強行掠走的波蘭兒童就數以萬計，他們中的絕大部分（全被重新取名，如卡爾，萊舍爾，或海因裡齊，特魯迪等等。他們被吞沒在第三帝國的懷抱中）再也沒見到他們的家人。還有無數的孩子透過了第一道篩選，卻沒能透過更嚴格的人種試驗，因而被送去最後解決——有些就在奧斯威辛。當然，這一計劃在秘密中實施。但正如希特勒的大部分卑劣計劃一樣，這樣的罪惡不可能被完全掩蓋起來。1942年底，在華沙那棟被炸得殘缺不全的樓房裡，與蘇菲住在一起的那個女友的兒子，一個長著漂亮金髮的五歲男孩便這樣消失了，再也沒有回來。雖然納粹試圖在這一罪行周圍大放煙幕彈，但每個人都清楚是何人所為，包括蘇菲在內。在後來的日子裡，蘇菲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利波斯波恩計劃（這計劃在華沙時令她十分懼怕，以致一聽到樓道里的腳步聲，她便會把兒子吉恩趕緊藏進衣櫥裡）居然成了她在奧斯威辛夢寐以求的東西。她的一個難友告訴她——此人將出現在後面的章節中——這是拯救吉恩生命的惟一辦法。

蘇菲告訴我，那天下午和魯道夫·霍斯在一起時，她一直努力想引起司令官對這項計劃的關注。她本可以用迂迴的辦法做得更巧妙一些，但當時似乎不可能了。她在前一天還認真分析過，只有這個計劃才能把吉恩救出兒童營。這種做法的可能性似乎特別大，因為吉恩像她一樣可以說波蘭語和德語。接著，她把以前向我隱瞞的一些事也告訴了我。她說，在得到司令官的信任之後，她打算向他提議，利用他的權利得到一個金髮碧眼、臉上長著白種人特有的雀斑和矢車菊藍眼睛，擁有一個初出茅廬的德國空軍飛行員的側面輪廓，說一口流利德語的波蘭小男孩，將他從兒童營中毫不費力地轉移到設在克拉科夫、凱妥維斯、洛克羅或無論什麼地方的官僚機構裡，然後重新安排將他轉送到德國境內的安全地方。她不必知道孩子的具體下落，她甚至可以發誓，只要確信孩子在第三帝國的某個地方安全地生活，她絕不會去打聽他的下落和他今後的生活，只要他不繼續留在奧斯威辛，留在這兒他必死無疑。但是，她在那天下午把一切都搞砸了。驚慌失措之餘，她直接懇求霍斯救出吉恩，而且因為事先沒想到他的反應（他的憤怒）她感到自己完全失去了控制。即使她還能想起利波斯波恩，也不可能再向他提出。不過，一切似乎還未到不可救藥的地步。為了獲得另一次向霍斯提議營救她兒子的方案的機會，蘇菲只得等待——第二天，這事捲入到一場奇怪而痛苦的場景中。

但她沒有馬上把這一切告訴我。在楓苑的那個下午，在講到她跪在司令官面前的時候，她突然止住了，目光從我身上移向窗戶，許久沒有說話。然後她突然說聲抱歉，便直奔洗手間而去。留聲機突然響了起來，又是《安德魯姐妹》。我抬頭看了看那隻汙漬斑斑的塑膠鍾，時間已近五點半，我這才發現我們已在這兒呆了差不多一個下午。我以前從沒聽蘇菲談起過霍斯，但今天聽她這麼一講，他的形象居然栩栩如生地出現在我那神經質的腦海中。但顯然她無法再繼續談論這樣一個人和這樣的過去，因為這麼一中斷，我便不能再狠心催促她繼續講吓去，哪怕她留給我如此多的神秘和意猶未盡。我準備結束這個話題，儘管我對她有個孩子這件事仍感到十分震驚。她剛才對我傾述的一切已遠遠超出她的承受力：那段黑暗的記憶使她神情恍惚，我曾瞥見那雙如墮深淵一般充滿痛苦與不安的眼睛。所以我對自己說，不要再談這個話題了，至少暫時不談。

我向愛爾蘭侍者要了一杯啤酒，等著蘇菲回來。楓苑的常客（下了班的警察，電梯管理員，建築工地的監工，還有一些泡吧的散客）開始陸續湧入，將持續幾個小時的大雨的潮氣帶了進來。從布魯克林防禦牆方向傳來陣陣雷聲，雨仍像踢踏舞者的舞步一樣，零零落落地打在地上。暴雨已經過去。我用一隻耳朵聽著別人談論有關羅吉斯的小道訊息，這是那年夏天使人們幾近瘋狂的熱門話題。我喝著啤酒，突然感到一種絕望的衝動襲過全身。這衝動的一部分原因來自於蘇菲所講述的奧斯威辛的景象，它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