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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斷續續地傳來城市嘈雜的夜聲。最後他說:“有什麼事讓你心煩?我能看出來。你想讓我知道嗎?也許我能幫上點忙。是個女孩——一個女人,對嗎?”
“是的,”我猶豫了一下,“一個女人。”
“你想給我講講嗎?我以前也有過類似的麻煩。”
我粗略地講了一下。很簡略,但大致清晰:一個無名的波蘭難民,比我大幾歲,美麗得無法形容,戰爭的受害者。我含含糊糊地提了一下奧斯威辛,但沒提內森。我曾愛上她,但由於種種原因成了泡影。我略去了一些細節:她的孩子,她如何來到布魯克林,她的工作,她不可能再留在這兒。我告訴他,一天前她消失了,我對再次見到她不抱任何希望。有好一陣子我沒有說話,接著用無所謂的口氣加了一句:“我想我會應付過去的。”我示意我想改變話題。一談起蘇菲,痛苦便開始向我襲來,五臟六腹一陣陣痙攣,揪心般地疼痛。
父親嘟嘟囔囔地說了一些含混不清的安慰話,然後沉默下來。“你的工作進展如何?”他終於問到此事。在此之前我一直避開這個話題。“你的書寫得怎麼樣了?”
我感覺渾身開始放鬆下來。“不錯。”我說,“我在布魯克林寫得很順利。至少在這事發生前,在這女人的事出現之前一直很順利。我指的是這次分離。這事幾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攪亂了。我什麼也幹不下去,都停下了。”當然我不能說這個。一想到要回到耶塔,在沒有了蘇菲和內森的令人窒息的真空籠子裡重新開始寫作,我就難受得想死。那裡會令我想起我們共同度過而現在已消失殆盡的快樂時光。“我想我會很快重新開始的。”這話並不發自真心。我感到我們的談話慢慢停了下來。
父親打了個哈欠。“唔,如果你真想重新開始的話,”他睡意濃濃地咕噥著說,“南安普頓的那個農場還給你留著。那是個寫書的好地方。希望你好好考慮考慮,孩子。”他又打起鼾來。這一次沒有動物園嘈雜的喧鬧聲,而是像炮轟一般驚天動地,就像向斯大林格勒發起的一次總攻。我絕望地用枕頭把腦袋嚴嚴地捂起來。
但我還是迷迷糊糊地打起了瞌睡,甚至小睡了一會。我夢見了那個已經死去的捐助人——黑奴男孩阿提斯特,但這夢又和另一個有關黑奴的夢攪在一起,也就是我幾年前知道的那特·特納。我大叫一聲醒了過來。天已放亮,我在晨曦蒙朧中盯著天花板,聽著下面大街上警車尖利的鳴叫聲。那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刺耳,令人難以忍受。我焦慮地聽著這聲音,直到它漸漸變弱,最後成為一陣模糊的顫音,消失在擁擠不堪骯髒雜亂的住宅區裡。我的上帝,我想,在這個世紀,南方的靜謐與這都市的尖囂怎麼能同時存在呢?真不可思議。
那天早上我父親準備動身回弗吉尼亞。也許是納特·特那開啟了我記憶的閘門,那天早上躺在床上,一股思鄉之情突然湧上心頭。也許是因為失去了在布魯克林的心愛的人,於是父親提供給我的舊農場成了一個更具吸引力的所在。不管怎樣,當我們坐在麥卡阿爾賓的咖啡店裡,吃著抹上厚厚一層黃油的薄煎餅時,我告訴老頭子也替我買一張票,然後在賓夕法尼亞車站與我碰頭。他驚得目瞪口呆。我要和他一起回南方,然後去農場。我在一陣突如其來的輕鬆和愉快中宣佈道。他所要做的便是給我一個上午,讓我回耶塔公寓收拾行李,結賬,然後永遠離開。
然而正如我所提到的,事情並沒有那樣發展——至少當時不是。我從布魯克林給父親打電話,告訴他我還是決定留在這個城市。因為那天早上我在粉紅色宮殿的樓上碰見了蘇菲,她孤零零地站在我以為她將永遠離去的一片狼籍的房間中。我現在才意識到,我在一個神秘的關鍵時刻回到了那裡。再過十分鐘,她便會收拾好那些雜亂的東西永遠離開,而我也將永遠不能再見到她。對過去做其他的推測是愚蠢的。但我還是忍不住想,如果我沒有偶然介入她的生活,她是否會生活得更好一些?如果她沒有留下,而是去了別的什麼地方——也許在布魯克林或美國之外的任何一個地方——天知道又會怎樣呢?
在納粹鮮為人知的諸多行動計劃中,有一項名為利波斯波恩,即所謂的新生計劃(更確切的稱呼是“生命的源泉”)。這個計劃是納粹基因熱愛狂的譫妄的產物,實施目的是擴充所謂“新秩序”的行列。它首先透過系統的繁殖計劃,然後在佔領區有組織地綁架“適合”的兒童來加以實施。這些孩子被送到德國,安置在忠於元首的家庭裡,在一個冷漠純淨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環境中長大成人。這些孩子在理論上應具有純粹的日耳曼血統。但正如納粹在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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