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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籠罩在一片陰影之中。

另一支是蘇菲和內森整個夏天都在聽的曲子。我不想過多談及它，因為蘇菲和內森都已不在了。這張唱片正好放在唱盤的上面。我取下它，忍不住想，在他們最後的極度痛苦或極樂，或無論什麼類似的詞兒吧，總之在他們臨終之前，他們聽到的最後聲音是耶穌，是人類追求快樂的旋律。

這時，兩個身著制服的殯葬人員拿著塑膠袋走了進來……

我想，這最後的內容，可以稱為“征服悲傷的研究”。

我們把蘇菲和內森葬在一起，讓他們並排永遠躺在拿騷縣的公墓中。這事辦得比想象的更容易一些。因為我們曾擔心過，這畢竟是一個猶太人和一個天主教徒的“自殺契約”（《每日新聞》第三版的報導是這樣說的），一對未婚的戀人，悲劇的男主角精神異常，等等。這在1947年是十惡不赦之罪。你可以想象把他們合葬會招致多大的壓力。但葬禮得以順利進行（勞瑞安排了一切），因為必須遵從的宗教禁令並沒有多少。內森和勞瑞的父母是正統的猶太人，但母親已經去世，而父親也八十高齡，早已老朽昏庸，再加上（為什麼我們不能正視這一點呢？）除了內森，蘇菲沒有比內森更親近的人。考慮到這些理由，勞瑞決定在第二天（也就是週一）舉行葬禮。勞瑞和內森都已好多年沒有進過猶太教堂。當勞瑞詢問我的意見時，我認為蘇菲不會想要牧師或其他神職人員來為她行宗教儀式。也許這是瀆神的假設，會導致蘇菲下地獄的，但我當時相信（現在仍然如此）我是對的。在來世，蘇菲一定能承受任何地獄的磨練。

於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在設於城郊的沃爾特庫克殯儀館儘可能地舉行了一個文明、正派的葬禮（至少對外界來說如此）。我們只在那個牧師身上遇到了一點麻煩，他簡直就是個災難。但我和勞瑞一起迎接來參加葬禮的人時並未意識到這點。弔唁者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最先到來的是蘭道家的姐姐，她嫁給了一個外科醫生，帶著十多歲的兒子從聖路易斯飛來。布萊克斯托克和斯莫爾&卡茲穿著十分昂貴的衣服，和曾與蘇菲共過事的兩位年輕婦女一同前來；他們都很傷心，鼻子都哭紅了。耶塔·齊默爾曼和莫里斯·芬克一起來了，還有那肥胖的猶太法學博士莫伊斯，他本來是幫著攙扶耶塔的，可現在他一臉蒼白，顯然也需要別人的幫助。

內森和蘇菲的一幫朋友也來了——曾被我稱為“墨特·哈伯幫”的六七個布魯克林大學的年輕職員和教師，其中包括墨特本人。他是個說話輕聲細語，動作斯文的翩翩學者，我對他稍有了解，喜歡他，那天我和他在一起呆了一會兒。當時的氣氛異常凝重，彷彿連呼吸都被禁止似的，我真切地意識到一種震驚與悲慘的痛苦。沒有人提到音樂，這會兒說它似乎是一種諷刺，一種羞愧。當悼念者們迎著閃光燈走進門時，我聽見管風琴奏起“聖母瑪麗亞”。

我的胃很不爭氣，調節情緒的能力也很差。自從乘火車離開華盛頓後，我的眼睛幾乎一分鐘也沒閉上過，所發生的一切讓我無法入睡，只能用啤酒打發時間。在這期間我曾偷偷摸摸地在弗蘭特布西的大街和酒吧裡遊蕩，嘴裡咕噥著“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同時狂飲啤酒，啤酒可以使我不至於完全醉倒。這使得我似醉非醉的坐在沃爾特；庫克的這家商業性的殯儀館的長凳上，聽著德威特神甫對著蘇菲和內森的遺體佈道，經歷著一種奇異的飄蕩無著和疲憊不堪的感覺。這種感覺我以前從未體味過。在請德威特神甫主持葬禮儀式這件事上，勞瑞並沒有錯，他覺得應該有一個牧師一類的人，而猶太教士似乎不太合適，而基督教牧師又不會接受邀請，於是他的一個朋友，或者說朋友的朋友，推薦了德威特神父。他是個宇宙神教者，大約四十來歲，有著一張故作鎮定的臉，金髮白膚，頭髮仔細梳理過，一張很女性化的粉紅色的靈活嘴唇。一件棕褐色的神職人員的襯衣裹在大肚子，外面套著同樣顏色的長袍，一枚碩大的徽章在他的臀部上面閃著金光。

我禁不住一笑：“嘿！”在我周圍的人群中引起了一陣不小的騷動。我從沒有看見一個比我大得多的人佩戴這種徽章，特別是在校園之外的地方，這使我覺得這個讓我一見就憎惡的人有些滑稽。內森如果在天有靈不知會如何咆哮。我無精打采地坐在墨特；哈伯身邊，在昏暗的光線中聞著百合花的芳香。我敢說德威特神父比任何一個我所見過的人更能喚起我的殺人慾望。他用單調而沉悶的聲音十分不敬地乞求神靈保佑林肯、拉爾夫；沃爾多；愛默森，戴爾；卡內基，斯賓諾莎，托馬斯；愛迪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只有一次，他用一種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