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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和見解，決不是拉攏就能拉過來的人。何況隨著三次反“圍剿”的勝利，中央蘇區日益顯得重要，在天平上的分量要超過王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王明急欲緊緊控制中央蘇區的領導權。不早不晚，紅軍從公秉藩手中奪來的那臺一百瓦特收發報機，跟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電臺接通了聯絡。那天深夜，值班員劉寅首先聽到上海秘密電臺的訊號，處於極度的興奮之中。劉寅馬上報告曾三（後來成為中央檔案館館長），曾三擬了個密碼電報發過去，上海秘密電臺收到了——這成為中央蘇區和中共中央之間第一次無線電通報。

曾三是從上海派來的，原來在中共中央上海秘密電臺工作。那個秘密電臺，是周恩來花了大氣力建立的。周恩來派出中共黨員李強、張沈川改名換姓，到上海無線電學校學得了收發報技術，於一九二九年冬在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裡建立了秘密電臺，跟香港的中共地下電臺發生聯絡。一九三一年三月，上海秘密電臺的伍雲甫、塗作潮、曾三來到了江西中央蘇區，只是中央蘇區沒有大功率的無線電臺，仍無法與上海聯絡。直至在東固殲滅公秉藩師，繳獲了那臺企盼已久的大功率收發報機，這才終於架起了“瑞金—上海”無線電之橋。

毛澤東曾向無線電臺報務員們的出色工作表示熱烈的祝賀。可是，這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空中捷徑，卻給王明提供了莫大方便——這下子，他可以用無線電報，直接、迅速地對中央蘇區實行“遙控”。這正是王明當時求之不得的！這時候的王明，正準備去蘇聯。他在十月十八日動身前，給中共蘇區中央局發來了一個又一個電報，硬要把他那王明路線強加在中央蘇區。毛澤東在戰場上能夠打敗蔣介石，那是在於雙方是平起平坐的對手，儘管蔣介石人強馬壯，人多勢眾；毛澤東在黨內鬥爭中卻不能不居於劣勢，因為王明代表上級，代表中央，可以對他發號施令，而他礙於組織紀律，必須服從。十月，王明以中央名義發來的第四號電報，又一次批評毛澤東：“蘇區嚴重的錯誤是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

按照王明的指令，“三人團”主持贛南會議，批判了毛澤東的三大“錯誤”：

一曰“狹隘經驗論”。“黨內的事務主義非常濃厚”。

二曰“富農路線”。因為當時中央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毛澤東則以為應當給地主、富農以出路，主張“以人口平分及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政策”。三曰“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認為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後發制人”的戰略是“遊擊主義”、“保守主義”、“單純防禦路線”。必須實行“先發制人”、“積極的進攻路線”會議作出決議：“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必須發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對黨內目前的主要危險——右傾。”這麼一“集中火力”，就把毛澤東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職務撤銷了。這樣，毛澤東失去了中共蘇區最高首長的地位。另外，王明以中共中央名義發來的第一號電報還指示：“革命軍事委員會設主席團，決定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這樣，十一月二十五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宣告正式成立，主席、副主席完全按照中共中央第一號電報開列的名單當選。

總政治部主任由王稼祥兼任。“中革軍委”成立，宣佈取消原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名義及其組織，所有中華全國紅色軍隊集中統一於“中革軍委”統轄指揮。這樣，也就取消了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之職。

毛澤東遭到了排斥（也有人認為對毛澤東的排斥不是始於贛南會議，而是始於寧都會議。見凌步機《“贛南會議”新探》，《江西黨史研究》一九八八年一期——引者注），失去了黨內、軍內的重要職務，此後他專做政府工作了。就在瑞金舉行“提燈遊行”那天，王明到了莫斯科，出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由於接通了“莫斯科—上海”和“上海—瑞金”的無線電聯絡，王明可以坐在莫斯科，“遙控”著上海以博古為負總責的中共中央，再由博古向瑞金髮出種種指示……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周恩來成為中央蘇區最高首長

上海，寒風吹過人行道上的落盡樹葉的法國梧桐。夜幕下，行人無幾。在離上海北站不遠的海寧路和山西路交叉口的一家小店，先是出來一個小夥子，稍過片刻又出來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這男子穿對襟藍嗶嘰中式短上衣，一條藍嗶嘰中式褲子，手中拎著一隻小皮箱。兩人跳上兩輛黃包車，消失在濃重的夜色中。小店樓上，一個婦女輕輕撂起窗簾的一角，目送著兩輛黃包車。那個婦女，便是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