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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在毛澤東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時，張國燾不在江西，而在鄂豫皖蘇區。選舉張國燾為副主席，表明新政府不僅統轄江西中央蘇區，而且統轄全國各紅色區域。中央政府之下，設九部一局。那時的部長，稱“人民委員”：

外交人民委員王稼祥

軍事人民委員朱德

勞動人民委員項英

財政人民委員鄧子恢

土地人民委員張鼎丞

教育人民委員瞿秋白（當時他在上海）

內務人民委員周以慄

司法人民委員張國燾

工農檢察人民委員何叔衡

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

那座謝氏祠堂裡，用木板隔成一個個小房間，每個小房間只有一張乒乓桌那麼大，門口掛著一個“××人民委員會”的牌子。那一個小房間，便是一個部的辦公室。雖說那一間間簡陋的辦公室，遠不及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每個部的傳達室，但今日的一個個部卻是由那一個個小房間發展而來的。外交人民委員王稼祥後來成為外交部副部長，財政人民委員鄧子恢後來成為國務院副總理，土地人民委員張鼎丞後來成為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成為十八年後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預演。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以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共同署名，發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號佈告》，宣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業已宣告成立，從今日起，中華領土之內，已經有兩個絕對不同的國家：一個是所謂中華民國，他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是軍閥官僚地主資產階級，用以壓迫工農兵士勞動群眾的國家，蔣介石、汪精衛等的國民政府，就是這個國家的反革命政權機關。一個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廣大被剝削被壓迫的工農兵士勞動群眾的國家。他的旗幟是打倒帝國主義，消滅地主階級，推翻國民黨軍閥政府，建立蘇維埃政府於全中國，為數萬萬被壓迫被剝削的工農兵士及其他被壓迫群眾的利益而奮鬥，為全國真正的和平統一而奮鬥……”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澤東在贛南會議又遭“批判”

在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日子裡，毛澤東是忙碌的，可是他的心境並不舒暢，因為他在黨內剛剛蒙受了一次“高強度”的批判。事情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一九三一年五月，項英被撤銷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改由毛澤東擔任。可是，在全蘇“一大”前夕，卻撤銷了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改由項英擔任。正因為這樣，全蘇“一大”由項英主持，任主席團主席。至於毛澤東後來仍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全然由於他在紅軍、在蘇區那廣泛的影響，由於他領導三次反“圍剿”連連取勝而贏得的聲望。關於項英重新取代毛澤東的原因，當時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郭化若，對此說得頗為坦率：三中全會（指六屆三中全會——引者注）結束後，中央派項英同志來到蘇區。項英對立三路線進行調和，認為李立三不是路線錯誤而是策略錯誤。四中全會後，王明統治了黨中央，派任弼時等同志來江西，對項英同志進行打擊。於是，項英就被王明路線俘虜了。蘇區中央局形式上是項英同志掌權，實際上權力掌握在任弼時同志手裡，由王稼祥同志出主意，顧作霖同志打先鋒。毛澤東同志對任弼時同志曾說過一句幽默的話：“任弼時同志說我是‘狹隘經驗論’。我到延安後就發奮讀書了。”郭化若：《回憶第一次反“圍剿”期間的有關史實》，《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在戰場上大勝蔣介石的毛澤東，在黨內鬥爭中蒙受了沉重的一擊。那是在“提燈遊行”前夕的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六日，在瑞金葉坪召開了“中國共產黨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史稱“贛南會議”。會議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這中央“三人團”主持。會議的主題是如何在中央蘇區貫徹王明路線。

王明在一九三一年初上臺，到了這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王明更進一步控制了中共中央。九月一日，中共中央發出長達一萬兩千字的《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被稱為“九月指示信”），對毛澤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進行了批評，認為“蘇區同志對於立三路線的錯誤，尤其是國際路線（指共產國際——引者注）的正確，還缺乏全部的深刻的瞭解”。王明最初是想拉攏毛澤東的。但他很快發覺，毛澤東有一整套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