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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的《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

大會透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徽、國旗、軍旗的設計稿。那國徽呈球形，上面交叉著鐮刀與錘子，右為穀穗，左為麥穗。上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再上面則寫“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國旗則是紅色底子，加國徽於其上。

會議開了十多天。大會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而原先由毛澤東兼任的人民委員會主席，則由張聞天擔任。這樣，也就是以毛澤東為國家主席、張聞天為政府總理。博古讓張聞天擔任總理，使毛澤東真正成了“加里寧”！在任命各人民委員（即部長）時，教育人民委員引起了眾人矚目。第一屆的教育人民委員便是瞿秋白，但是他一直在上海，沒有到任，由徐特立代理。這一次，又任命瞿秋白為教育人民委員，徐特立為副職。毛澤東告訴人民委員們：瞿秋白不日到達瑞金！在宣佈這一任命兩天之後的一九三四年二月五日，臉色蒼白、憔悴的瞿秋白，穿了一身中式棉襖，出現在瑞金沙洲壩。他那般倦怠，不僅僅因為他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奉命離開上海，經過漫長、艱辛的跋涉，才到達紅都，而且還因為他又一次蒙受了打擊，使他的心境愴然！

自從三年前的六屆四中全會離開中共中央領導地位之後，瞿秋白轉到了文化戰線，成為魯迅的摯友和知己。瞿秋白曾四度避難於魯迅家。瞿秋白以手中鋒利的筆，寫下了大量的新著。魯迅寫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聯句，表達他對瞿秋白的深情。瞿秋白蒙受新的沉重一擊，是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那天，中共臨時中央作出了《關於狄康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狄康，亦即瞿秋白。

決定指出：“根據狄康同志最近在《鬥爭》上所發表的幾篇文章，中央認為狄康同志實犯了非常嚴重的有系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決定指出：“在客觀上，他是成了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決定還指出：“中央認為各級黨部對於狄康同志的機會主義錯誤，應在組織中開展最無情的鬥爭……”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十五冊。這表明，王明、博古仍然要對他進行“最無情的鬥爭”。剛到瑞金，肺病就糾纏著這位憂鬱、苦悶的“才子型”紅色領袖。三天兩頭髮著高燒，而他每天只能吃到一錢鹽！他正承受著政治和病魔的雙重摺磨……

第五部分：艱難歲月“崽賣爺田心不痛！”1

江西的群山之中，只有在瀟瀟春雨澆灑之後，那紅土下才會驟然鑽出嫩嫩的筍尖。一九三四年初，尚是寒風呼號的時節，江西卻冒出五千多座水泥鋼骨的“冬筍”。蔣介石採用賽克特的建議，實行堡壘政策，這五千多座碉堡把中央蘇區團團圍住。用陳誠的話來說，他們建碉堡是給池塘築壩，然後“抽乾塘裡的水，捉塘裡的魚”。

最早提出“碉堡政策”的是國民黨第十二師師長金漢鼎。一九二九年，魯滌平向蔣介石轉達了金漢鼎的建議，未受蔣重視。後來，戴嶽寫了《對於剿匪清鄉的一點貢獻》戴嶽：《我對蔣介石建議碉堡政策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十六卷，第四十五輯。，又一次提出“碉堡政策”。後來擔任南昌行營第一廳第六課課長的柳維坦也向蔣介石鼓吹“碉堡政策”。賽克特肯定了“碉堡政策”，蔣介石便下令實行。於是，碉樓、堡壘、橋頭堡、護路堡、圩寨等，一時在江西“遍地開花”。

蔣介石在消滅了十九路軍之後，在一九三四年二月，調集四路大軍，一邊築碉堡，一邊徐徐緊縮包圍圈：東路軍，蔣鼎文為總司令，由閩北向閩西推進。

北路軍，主力，顧祝同為總司令、陳誠為前敵總指揮，由北線向贛南推進，正面進攻中央蘇區。西路軍，何鍵為總司令，由湖南向西推進。南路軍，陳濟棠為總司令，由廣東朝北推進。

前方吃緊，瑞金沙洲壩那“獨立房子”，變得異常繁忙。此時的李德，已經獨攬紅軍指揮大權，由顧問而成為統帥。他的翻譯伍修權如此回憶當年情景：“我們當時的工作程式是：不論白天黑夜，只要前方來了電報，都迅速送到‘獨立房子’來。首先由我們翻譯成俄文，並根據電文對著地圖查證地理方位，繪成簡圖再送給李德。經他批閱提出相應的建議後，再由我們譯成中文送給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同志，由他在軍委或政治局上將李德的建議提出討論並付諸實行……”“博古當時是總書記，但他對軍事一竅不通，就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讓給了李德。李德有了作為中央總書記博古的支援，博古又有來自共產國際的李德作軍事顧問，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