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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意見……我表示同意去蘇區，但提出一個條件，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尤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了幾封電報。一九三三年春天，他們得到了肯定的答覆，大意是：我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沒有得到。由於技術上的原因，我的行期

推遲到秋天……這就是說，李德是一位“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而且要接受中共臨時中央的領導。可是，李德剛到瑞金，博古、張聞天跟他的長談，便把共產國際的指示撂在了一邊。李德在《中國紀事》中如此回憶：

當天晚上我們還規劃了一下我的工作範圍，我們一致同意，由我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訓練以及部隊和後勤的組織等問題。

李德，一下子就要“主管軍事戰略、戰役戰術領導”！這個“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的權力，猛然間大大膨脹起來……李德是個化名，“姓李的德國人”的意思。他還有一個化名，叫“華夫”，“中國的男子漢”的意思。據說，他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生於德國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鎮，父親是會計，母親是教師。父親早逝，母親無力撫養五個孩子，就把他送進了孤兒院。不過，他跟伍修權卻曾說起自己是奧地利人。他的本名，據說叫奧托·布勞恩，他在德國用過“瓦格爾”的化名。

跟賽克特相比，李德在軍事上的資歷要淺薄很多。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十四歲的李德應徵入伍，成為奧匈帝國軍隊中一名小兵，而當時的賽克特已是德國陸軍總參謀長。兩年後，李德在作戰中被俄國軍隊俘虜，送往西伯利亞。不久，“十月革命”爆發，李德加入了蘇俄紅軍，開始他革命的生涯。在鏖戰中，李德作戰勇敢，成為騎兵團的參謀長，參加過街壘戰。一九一九年，李德成為德國共產黨黨員，在慕尼黑進行過街壘戰。他曾兩度被捕。一九二四年，他在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從事情報工作。就在這一年，他成了新郎，跟奧爾加·貝納里奧結婚。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他和妻子雙雙被捕。其妻三個月後獲釋，而李德被摩托囚車送入莫阿位元監獄之後，受到了嚴密的監視。那是一幢五角星狀的大樓，四周用五米高的圍牆團團圍住，崗哨密佈。每天，在昏暗的燈光下，他做著用鋼絲穿珠子的單調的工作，而他卻還能利用空餘時間學會了俄語和英語。如此度過十八個月後，他居然成功地越獄。德國警察到處張貼懸賞五千馬克緝拿李德的佈告，但他已秘密地逃往蘇聯。

一九二九年春，李德進入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三年後的一九三二年春，他畢業了。就在這時，他接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通知，把他派往中國，在軍事總顧問施特恩手下擔任一名顧問。於是，他帶了一份奧地利護照，登上火車橫穿西伯利亞，經東北來到上海，住進外灘外白渡橋北堍的禮查飯店（今浦江飯店）……李德被選中派往中國，大抵有三個原因：一是他有過街壘戰的經驗，而當時中共王明路線正在搞“奪取中心城市”，很需要“街壘戰專家”的指導；二是他會講英語、俄語，便於在中國工作；三是他有過地下工作的經驗。

就這樣，這位日耳曼人，成了瑞金沙洲壩那“獨立房子”的主人……

第五部分：艱難歲月公審蕭勁光引起的爭執　1

李德的到來，使“獨立房子”變得熱鬧起來。這座“三居室”的“獨立房子”正中的客堂間，成了會議室。李德到來不久，博古便通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們，在“獨立房子”開會，跟李德見面。接到通知後，項英、劉伯承從偏東方向烏石壠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機關沿田埂走過來，毛澤東從東北方向元太屋的中央政府機關走出來，博古、張聞天、凱豐則從正南方向下肖的中共臨時中央機關走過來。不到五分鐘，他們就都到了“獨立房子”。

博古和張聞天事先提醒過李德，跟毛澤東見面時，如果有誰提及“羅明路線”，要儘量迴避，據告“毛澤東對這個問題反應很敏感”，因為他同羅明“執行的是同一條路線”。於是，李德便“把博古的勸告牢牢記在心上”。李德在《中國紀事》中這樣記述：過了幾天，在我住處召開了革命軍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博古、洛甫、毛澤東、項英、劉伯承和另外二三個同志，他們的名字我記不起來，其中有青年團書記。三個有名的委員沒有出席，朱德和周恩來在前線，王稼祥在一九三二年被彈片打成重傷（應為一九三三年春——引者注），住在野戰醫院……

會議由項英主持。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從一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