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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當然，這部作品之所以讀起來沒有沉悶感，除了文字流暢外，還因為作者使用了其他文學方法。書中在敘述各主要事件和人物的正文前後或之間，較多地加以趣聞逸事（總的來說並不流於庸俗），或抒發不落俗套的警語式的聯想。書中關於游擊戰“十六字訣”一節，在短短的幾段文字裡，便先後提到了一九五八年在古巴密林的格瓦拉、一九二八年在井岡山的毛澤東、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的列寧。這種時間、空間、人物迅速切換的“蒙太奇”手法，確有吸引讀者的效應。

該書還有著鮮明的紀實特點。書中較多地使用了作者的採訪資料，採訪物件中有張聞天夫人劉英、王稼祥夫人朱仲麗、古柏夫人曾碧漪、博古女兒秦摩婭和秦吉瑪、克全（凱豐）女兒何裕清、李德的翻譯王智濤、陳雲秘書朱佳木以及鄭超麟等人。有的採訪資料確實對毛澤東研究具有較大的價值。書中有的採訪資料雖然不屬於毛澤東生平本身，但仍服務於全書的主題。作者還專門實地踏訪了井岡山、瑞金、遵義等地有關遺址、紀念場所，從而書中對若干事件的描寫十分具體，使人讀來有身臨其境之感。作者在上述方面所作的努力，恐怕是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黨史、革命史研究者難以企及的。這也是《選擇》一書具有較強可讀性的重要原因。

《選擇》一書還大量使用了有關當事人的書面回憶資料，如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張聞天、王稼祥、彭德懷、李維漢、聶榮臻、楊尚昆、伍修權、何長工、彭紹輝、蕭鋒、郭化若等人，以及張國燾的《我的回憶》、李德的《中國紀事》等。當然，其他一些關於毛澤東的傳記作品中也注意到了這類資料的使用，但《選擇》一書中此類回憶資料之多，是同類書籍中首屈一指的。這也是該書紀實特點的又一體現。

與其他通俗性紀實文學作品不同，《選擇》較多地使用了若干基本的史料集，如《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紅軍長征在貴州史料選輯》（貴州社會科學叢書一九八三年版）、《紀念遵義會議五十週年》（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等。此外，《中共黨史資料》、《黨史通訊》、《文獻與研究》、《黨的文獻》等刊物上公佈的史料，在《選擇》一書中也有不少的徵引。這也在相當程度上增加了此書的史料價值。

較多地吸收、使用黨史和革命史的研究成果，其他有關毛澤東生平的著述和其他人物傳記（如金衝及主編的《周恩來傳》）的研究成果，這是《選擇》不同於其他紀實文學作品的又一特點。應當指出，多年來黨史、革命史研究的成果極為豐富，目前的問題是如何在新的情況下更好地發揮這些研究成果的社會效益。《選擇》在這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嘗試確實是十分可貴的。正是在大量運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選擇》能夠對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事機關領導人員的變動，毛澤東歷任黨政職位的變化情況作出較清楚的交代，並對一些歷史事件作必要的考證，如在遵義會議時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在古寺巷易宅的哪一層、遵義會議會址究竟在何處、會議舉行的時間和出席者，等等。《選擇》之所以受到許多讀者的歡迎，決不僅僅因為該書的文學性，還因為讀者在書中可對自己感興趣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有進一步的瞭解。

作者在該書的後記中談到，他是在作“用文學筆調去表現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的“新的嘗試”，《選擇》是關於“中國共產黨發展史”的多部作品之一（已出版的另一本是《紅色的起點》）。事實上，在不少讀者（以後還會有更多的讀者）的心目中，《選擇》是一本受歡迎的黨史著作。我認為，中共黨史、革命史的專業研究人員和教學人員應該承認《選擇》在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並可從中獲取有益的啟迪。

吳景平先生在評論中也逐一指出了《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一書在史實方面所存在的差錯和不足之處。這些差錯，在這次再版修訂時，都已一一改正。另外，這裡摘錄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資深編輯郝盛潮對本書的讀後感：

覺得《歷史選擇了毛澤東》寫得不錯，比《紅色的起點》寫得好。

該書以紀實文學的形式，明晰地回答了中國共產黨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下選擇了毛澤東作為自己的領袖。以文學的形式寫歷史，古雖有之，但今天很少有人嘗試，你有嘗試了，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嘗試。

作者並非歷史研究工作者，卻能以驚人的求實精神，跑遍井岡山、瑞金、遵義等地區，行程萬里，實地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