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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縣水田賽鄉的一個村子。

博古交權的時間，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即遵義會議結束半個多月後。

在博古準備“交權”時，凱豐一再向他說：“不能把中央的權交出去！”

“博古沒有聽他的，還跟凱豐說，應該服從集體的決定，這樣他把象徵‘權’的幾副裝有中央重要檔案、記錄、印章的挑子交給了張聞天。”（劉英：《長征瑣記》）這樣，博古結束了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起的三年零四個月的中共領袖地位，由張聞天接替。從此，張聞天成了中共中央負總責。在“雞鳴三省”的那個村子裡，只要毛澤東點一下頭，他完全可以出任中共中央負總責。當時，周恩來、張聞天都力推毛澤東接替博古。但是毛澤東畢竟看得深遠，鑑於種種因素，推舉了張聞天：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要更換領導人，需經共產國際批准。毛澤東出自“山溝溝”，從未去過蘇聯，因此共產國際缺乏對他的直接瞭解。張聞天是“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之一，原是王明、博古的密友，共產國際信得過。

第七部分：遵義曙光張聞天接替博古成為中共負總責　2

張聞天又具有很好的馬列主義理論修養。自從他從“左”傾營壘中殺出來之後，便跟毛澤東緊密合作。在遵義會議上，張聞天站出來作“反報告”，立了頭功。再則，如毛澤東曾說過的那樣，“洛甫這個同志是不爭權的”（王震在《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革命家——憶聞天同志》中轉述在延安時毛澤東同他的一次談話，載自《回憶張聞天》一書）。容易與毛澤東共事，也能團結別的同志一起共事。毛澤東的眼力不錯。此後，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長達八年之久，與毛澤東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共事關係。走筆至此，不能不追溯到半個世紀前在上海發生的一幕，竟在無意之中給毛澤東幫了大忙，為中國共產黨在遵義會議上第一次獨立自主地解決黨內問題提供了機會……

一九三四年的上海，中央地下組織面臨著最為嚴峻的“圍剿”。

自從中共臨時中央在一九三三年初遷入中央蘇區之後，上海設立中共中央上海局。共產國際透過中共中央上海局，與在中央蘇區的中共臨時中央取得聯絡。盧福坦被指定為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他於一九三三年四月被捕，後來叛變。於是，康生被指定為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由於形勢日益嚴重，康生和妻子曹軼歐一起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中旬離滬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康生離去後，李竹聲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差不多與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同步進行，中統特務加緊了對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偵察、搜捕。

一九三四年六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被偵破，書記李竹聲落入中統特務手中。李竹聲叛變，又使一批中共地下黨員落網。盛忠亮成為李竹聲的繼任者。一九三四年八月，這位上任才兩個月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也被逮捕。起初，盛忠亮受審時一言不發。中統特務知道他與秦曼英感情很好，而秦曼英已與李竹聲同案被捕。他們勸降了秦曼英，讓秦曼英跟盛忠亮見面，這促使了盛忠亮叛變。中統特務知道了盛忠亮家的“警號”。所謂“警號”，便是窗臺上的一盆花、視窗掛著的一件雨衣之類，一旦取掉，表示出事。中統特務“保護”了盛家的“警號”。中共秘密電臺臺長武子明見到“警號”依在，進入屋裡，當即落入中統特務手中。

武子明的被捕，使中共中央上海局的電臺遭到破壞。從此，中共中央上海局與瑞金失去了無線電聯絡。於是，在瑞金的中共臨時中央，也就失去了與共產國際之間的無線電聯絡。本來，王明透過無線電報“遙控”瑞金，這下子鞭長莫及了！李德對此事極為遺憾，他在回憶錄《中國紀事》中寫道：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就這個問題（指與粵軍陳濟棠進行秘密談判——引者注）的無線電往來，是一年半中最後的一次，中央委員會上海局連同電臺都被國民黨秘密警察查獲了。這樣，我們同共產國際代表團以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聯絡完全中斷了。由此而來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絕，對以後事態的發展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

李德所說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即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副團長康生。由此，王明無法再對中共中央發號施令，只能在莫斯科乾著急。由此，博古、李德無法用共產國際（實際上是王明）這張王牌來壓服毛澤東。由此，中國共產黨在“同外界完全隔絕”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處理黨內事務。由此，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這一系列的會議在沒有外來干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