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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的名字緊緊相連。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漫長的四十一個春秋,毛澤東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歷史程序,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最富有影響的人物。
第八部分:黨的領袖陳雲赴蘇爭得共產國際承認遵義會議 1
作為毛澤東的政敵,李德對遵義會議充滿敵意,這是容易理解的。不過,他的《中國紀事》中,有一句話倒是說得頗為準確:“在遵義會議之後的最初幾年裡,他的權位相對來說還不夠穩固。”李德所說的“他”,當然指的是毛澤東。
確實,在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曾經受到嚴峻的考驗和嚴重的挑戰……遵義會議之後,首先要做的是向共產國際彙報。因為當時中共畢竟是受共產國際領導,是共產國際之下的中國支部,如此重大的決定——改換領袖、改變路線,需要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尤其是這次會議矛頭所向,正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他勢必會向共產國際“告狀”。儘管由於上海的秘密電臺遭到破壞,使得中共和共產國際失去聯絡,但作為中共新領導,不能不考慮透過其他途徑設法向共產國際彙報。
就在這個時候,任弼時給中共中央來電,告知獲悉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一九三四年八月遭到破壞。於是,張聞天和毛澤東考慮,需要派人前往上海,一則恢復白區地下工作,二則在上海設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絡,彙報遵義會議的情況。派誰去呢?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就在紅軍第二次打下遵義的時候,潘漢年重入遵義,在街頭忽然接到通知,說是洛甫有要事找他。
潘漢年趕緊到張聞天那裡,才知中央決定派他去上海,去尋找上海地下黨,尋找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表。潘漢年,理所當然是最合適的人選。跟十九路軍談判,跟粵軍陳濟棠談判,點將都點到他頭上。他靈活機警,富有地下工作的經驗。當然,潘漢年沒有出席遵義會議,還需要另派一位職務更高的人物前往上海,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在毛、張、周、陳、博五常委之中,毛、張、周無法離開紅軍,博則不合適,唯有陳雲去上海是最恰當的人選。於是,中央決定潘漢年先行一步,然後陳雲再去上海,恢復並主持白區工作。也真巧,就在紅軍第二次打下遵義的時候,一個名叫林青的人前來接洽關係,由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兼總政地方工作部部長李維漢接待,知道對方是中共貴州地下黨員。李維漢隨林青來到遵義北門外一個秘密聯絡點,接上了這組織的關係。當張聞天聽了李維漢的彙報,馬上讓潘漢年化名楊濤,利用中共貴州地下組織的關係,化裝成商販,順利到達貴陽。在那裡,潘漢年找到中共貴州工委秦天真,沿秘密交通線,到達廣州,轉往香港,乘船來到上海。
西裝革履,“小開”模樣,潘漢年出現在上海灘,全然是另一種派頭。他找到他的表妹呂鑑瑩,跟表妹夫潘企之(即潘渭年)接頭。潘企之馬上把潘漢年到來這一重要資訊轉告中共中央臨時上海局宣傳部長董維健,促成臨時上海局負責人浦化人與潘漢年見面。潘漢年這才得知,中共中央上海局遭到國民黨中統特務的嚴重破壞,直至不久前才成立了中共中央臨時上海局。另外,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負責人華爾敦(即勞倫斯)也遭逮捕,在上海已經無法跟共產國際取得聯絡。
線斷了!潘漢年知道無法在上海完成中央交給的特殊使命,於是暫去香港隱蔽。
莫斯科也關注著中共的命運。一個剛從莫斯科列寧學校畢業的美國青年史蒂夫·納爾遜,忽地被校領導卡爾羅夫召見,交給他一項特殊使命。談話開始後幾分鐘,一箇中國人和一個俄國人來到卡爾羅夫辦公室。那中國人就是王明,俄國人則是共產國際的彼得洛夫。納爾遜接受了特殊使命:帶著五萬美金,前去上海,設法跟那裡的共產國際代表取得聯絡。
納爾遜繞道法國巴黎,再從威尼斯坐船,來到上海。他按照暗號,跟一個名叫漢斯的德國人和一個名叫埃伯特的俄國人見了面,交給他們一封密封的信和五萬美金。納爾遜完成了任務之後,由上海返回美國。事隔半個世紀,美國出版的《史蒂夫·納爾遜,美國激進主義者》(“Steve Neison;American Radical”)一書,才透露了這位共產國際秘密特使來滬的若干情節。至於那封密封的信究竟是什麼內容,那個德國人和那個俄國人是什麼身份,不得而知。這件事只是表明,莫斯科方面也很著急,希望把斷了的線接上。
第八部分:黨的領袖陳雲赴蘇爭得共產國際承認遵義會議 2
在潘漢年走後幾個月,陳雲動身了。臨行前,他把有關檔案裝在一個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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