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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到軍事保守主義，最後，第三階段，變成了逃跑主義。直到黨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的遵義召開擴大的政治局會議的時候，才宣告這個錯誤路線的破產，重新承認過去路線的正確性。這是費了何等大的代價才得來的呵！博古，作為遵義會議上受批判的物件，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這樣評價遵義會議：

長征過程中毛主席起來反對錯誤領導，從湘南爭論到遵義會議。長征軍事計劃全錯的（指博古、李德制定的長征軍事計劃——引者注），使軍隊有被消滅的危險，所以能儲存下來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徵，因有遵義會議，毛主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教條宗派統治開始完結，基本上解決問題，組織上也做了結論。

秦邦憲：《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黨史通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作為接替博古擔任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他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以一位理論家姿態，對遵義會議作出四點評價：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志，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張聞天：《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黨史通訊》，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作為黨的正式檔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由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透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嚴謹的筆調評論遵義會議——此時離遵義會議已有十個年頭：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也正是由於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遵義會議後的第四十六個年頭——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透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根據陳雲的建議，也概略地論及新中國成立前的中共歷史。對於遵義會議，是這樣高度評價的：

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

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儲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後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開啟中國革命勝利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在遵義會議後的第五十六個年頭——一九九一年七月一日，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七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又一次高度評價遵義會議：在革命力量不斷壯大的時候，敵人的瘋狂“圍剿”，加上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使革命陷於極端困難的境地。國內外敵人曾斷定我們黨要徹底失敗。在這個關鍵時刻，黨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撥正了革命的航船。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勝利地完成了兩萬五千里長徵，奇蹟般地開啟了革命新局面。以上所引述的從毛澤東到江澤民的對於遵義會議的評價，語調都是極為嚴肅的，都是字斟句酌的。在這裡，不妨引用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裡在一九八六年所寫下的一段很坦率、很生動卻又不失準確的一段話：遵義會議之後，一切都變了。這是分水嶺——毛澤東牢牢地掌握了領導權，而且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宣佈獨立於莫斯科的指揮棒。在以後的二十五年裡，世界並沒有意識到這種獨立性，但斯大林卻早已把這種獨立性同毛澤東的名字連在一起了。遵義會議還標誌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政治大聯合，從此以後，他們一輩子保持了這種夥伴關係，至少一直保持到他們去世前的一兩年。索爾茲伯裡：《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第一百五十頁，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當然，也有激烈反對遵義會議的人，李德便是一個。他在一九七三年由民主德國迪茨出版社出版的他的回憶錄《中國紀事》中，對於他在遵義會議中的失敗，仍耿耿於懷，咬牙切齒之聲可聞。不管怎麼說，中共“一大”是中國共產黨崛起的起點，遵義會議是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的起點。遵義會議和毛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