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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手稿送到他手中，伍修權看了，也認不出是誰的字。

陳雲也是遵義會議的出席者，當時他正在杭州。手稿被送往杭州。接到這一手稿的是陳雲秘書朱佳木。本書作者採訪了朱佳木，他回憶道：

我把手稿原件，交給了陳雲同志。過了一個多小時，他叫我。我進了他的辦公室。他說：“這是我寫的！”他的話，使我又驚又喜。

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說這是陳雲同志寫的字。據陳雲同志說，這是遵義會議結束不久，他向部隊傳達遵義會議時寫的傳達提綱……（本書作者一九九一年七月九日在北京採訪朱佳木）由於陳雲確認這份手稿是他寫的，這份關於遵義會議的重要原始文獻的來歷便得以查清。

胡喬木對這份手稿進行考證，認為這份手稿形成於遵義會議後不久從威信到瀘定橋的行軍途中，因此寫作時間為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一日這一段時間內。陳雲看了胡喬木就這一問題寫給他的信說：“具體時間我記不清了，但我同意你們考證的時間。”

陳雲手稿提及許多前所未知的關鍵性史實。這份手稿的確認，使有關遵義會議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

陳雲手稿先在內部發行的《中共黨史資料》第六輯上發表，接著，又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那一天，正值遵義會議五十週年紀念日。

陳雲手稿中指出：遵義會議“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託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這表明決議的起草者是張聞天，而且決議不是在會上透過的，卻是在會後起草，由政治局常委審查透過。此後，一九八三年，殷子賢和史紀辛在中央檔案館發現遵義會議決議的最早的油印本，上面寫著“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透過”，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雲南威信縣（扎西）開會，透過了遵義會議決議。“二月十六日印”，這表明，最初發現的那個油印本，是後來在陝北的翻印本，把“二月”誤寫成“一月”——少了一橫（也可能是那一橫刻得太輕，沒有印下來），給歷史學家們帶來多大的誤會和麻煩！那種關於把“17”誤寫成“八”的解釋，也就“告吹”了！

陳雲的手稿中寫及：遵義會議“經過三天，完成了自己的決議”。既然依據周恩來的電報，確定會議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經過三天”，也就在一月十七日結束。這樣，遵義會議的日期，也就查得清清楚楚。

第七部分：遵義曙光對於遵義會議二十位出席者的考證　1

遵義會議的出席者名單，歷史學家排了好多遍，一直未能弄清楚。按照慣例，出席者的名單，在會議記錄上可以查到。遵義會議是有會議記錄的。周恩來回憶說是鄧小平作記錄。可惜，遵義會議的記錄，迄今未曾見到。從會議記錄上，不僅可以查到出席者名單，而且可以查到出席者的發言。會議記錄是最為重要的原始文獻。其實，遵義會議的記錄不止一份！除了鄧小平所記的那一份會議的正式記錄之外，好幾位會議的出席者在自己的筆記本上也隨手記錄。內中，博古便是一個，因為博古平時開會有著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做記錄的習慣，何況在遵義會議上他受到尖銳的批判，也就隨手記下了別人的發言。筆者在採訪博古親屬時，他們說及博古的筆記本曾儲存在親屬手中。在“文革”中，他們作為博古親屬受到猛烈的衝擊，就把筆記本燒掉了。從此，已經儲存了三十多年的珍貴的博古所記遵義會議記錄，化為灰燼，失去了一份關於遵義會議的極為珍貴的原始文獻！所幸，陳雲的手稿得以儲存，內中的一句話，解開了關於出席者的歷史之謎：

參加這個會議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補委員以外，一、三軍團的軍團長與政治委員林、聶、彭、楊及五軍團的政治委員李卓然、李總政主任及劉參謀長都參加了。

根據這一句話，就可以準確地考證出遵義會議出席者的名單。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政治局委員共十二人，其中王明、項英、張國燾、任弼時、康生五人不在遵義；顧作霖已於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因心臟劇痛、吐血不止，病逝於瑞金，終年僅二十六歲。剩下的六人，是遵義會議的出席者，即：

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

朱德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

陳雲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長征開始時為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治委員、遵義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

周恩來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長征開始時為“三人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