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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石懸賞五萬

大洋，捉拿“匪首”羅亦農。在上海法租界“坐機關”的何芝華看中了這筆巨賞，打算用這筆賞金出國，便出賣了羅亦農。這樣，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羅亦農在上海被捕。六天之後，他就死於刑場，當時他只有二十六歲！羅亦農本是中共很有作為的年輕領袖，很可惜英年早逝。他的遺孀李文宜後來隨瞿秋白夫人楊之華一起赴蘇。就在羅亦農就義後一個星期——四月二十八日，中共政治局的三常委瞿秋白、李維漢、周恩來，以及鄧中夏、項英聚集在上海天蟾舞臺後的小屋裡。他們逐字逐句地研讀著由斯大林、布哈林、向忠發、李震瀛共同起草的《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他們立即認識到，莫斯科的指令批評了羅明納茲—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從現存的中共中央第十二次政治局會議記錄上，可以見到這樣的

反響：“國際決議顯然同（十一月）擴大會議決議有幾點不同！”“國際決議”指出：“中國工農廣大的革命運動之第一個浪潮……已經過去。”眼下，中共應“準備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黨的工作之中心，是在爭取幾千百萬的工農群眾”。 共產國際的決議，明確地反對無準備無組織的城鄉暴動。這就是說，那一系列頭腦發熱的暴動計劃，應緊急剎車！瞿秋白意識到自己犯了嚴重錯誤。於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兩天之後——四月三十日，釋出了《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關於共產國際議決案的通告》，表示：“接受這一議決案之一般方針，並且認為在最短期內，於本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前，必須切實執行這議決案必要的具體步驟。”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政治局，作了這樣的檢討：

中央政治局認為自己過去的工作，正是一面與機會主義餘毒奮鬥，一面即儘自己的力量指正黨內各地所表現出來的盲動主義。這種盲動主義的傾向，不但表現於無產階級的工商業中心玩弄暴動，而且反映著小資產階級式的農民原始暴動的情緒，如殺燒主義，忽視城市工人階級的傾向等等。《布林什維克》，一九二八年，第四期。

第一部分：毛澤東之前向忠發當上總書記　2

就在釋出通告的當天，瞿秋白從上海消失了。他懷著沉重的心情踏上遠途，前往蘇聯參加中共“六大”的籌備工作。

周恩來和鄧穎超，則是五月一日一起離滬赴莫斯科。此後，在五月上旬、中旬，中共中央許多負責人紛紛經滬前往蘇聯。

五月九日，中共中央在國內指定三人李維漢、任弼時、羅登賢臨時主持留守工作。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六大”在國外召開，是特殊的例外：“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開，“三大”在廣州召開，“五大”在武漢召開。“六大”改在莫斯科召開，是由於國內一片白色恐怖，弄得不好，便有可能在開全國代表大會時代表們會被一網打盡，於是“六大”不得不在當時的“紅色堡壘”蘇聯召開。一百多名中共代表陸續來到了蘇聯。

中共“六大”自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郊區茲維尼果德鎮銀光別墅（原先的一座貴族莊園），開了差不多一個月。由於制止了“左”傾盲動錯誤，這時的中共黨員增至四萬多人。大會之前，六月十二日，斯大林接見了中共主要負責人。斯大林的談話，為中共“六大”定下了基調，即批判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一年前的中共“五大”，則是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

陳獨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識分子，一個右，一個“左”，都被視為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共產國際再一次強調，必須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擔當中共領袖，於是選中了向忠發——這除了向忠發是位老工人，還由於他跟共產國際，跟斯大林、布哈林有了密切的接觸。向忠發就這樣當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主席！中共“六大”選出的政治局委員有向忠發、蘇兆徵、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瞿秋白、張國燾。前五人為常委。這樣，瞿秋白被排除在常委之外。政治局候補委員為李立三、關嚮應、羅登賢、彭湃、楊殷、徐錫根、盧福坦。

項英之所以能進入政治局，是因為他當年是織布工人的身份。他原名項德隆，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的領導人之一，從事工人運動。他擔任過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進入政治局候補委員的羅登賢，也是從事工人運動的，曾參與領導了省港大罷工。楊殷則是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了粵漢鐵路總工會、廣九鐵路總工會、廣三鐵路總工會。一九二五年，他還參加領導了省港大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