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2/4 頁)

起就擔任黨的工作，起初是斯維爾德洛夫州委的一個部長，後來又當上了州委的第一書記。在這件事發生之前，他擔任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已經幾乎兩年，並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在首都人們對他的看法相當分歧。許多人注意到他的行動很激進，特別是在幹部問題上，注意到他說的許多話都很彪悍豪放，自我標榜的意味十分明顯，幾乎在老遠老遠的地方就能嗅到，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喜歡搞民粹主義，喜歡談談同特權作鬥爭的必要性等等。與此同時，他又顯然沒有搞日常普通工作的興趣，情況堪憂。特別是在中央政府和黨中央都支援他為解決莫斯科所面臨的各種極其重要的問題而作出努力的情況下。

葉利欽在全會的發言後來就簡直變成了不值一提的神話。實際上那是一次顛三倒四不清不楚的發言，如果還能把它叫做發言的話。正如他後來在自己表示“懺悔”的檢討書中所說，那次發言雖很激烈，但卻並不恰當。而戈爾巴喬夫本應該建議事先在政治局審議出現的問題，然後再拿到下次全會上去討論，但卻把這事搞成了一場爭論。這樣做也許非常民主，但卻是極端地考慮不周。

一個接一個的發言，確切些說，一個接一個的批判發言，在全會上就像開了閘的水似的奔流。我也不必再來重複它們。全會之後第二天，就公佈了發言人的名單，過幾年後，這些發言的速記稿也發表了。為什麼黨的高層——儘管這只是些莫斯科的和地方的領導人——反應會如此激烈呢？看來，大概是因為黨正在透過它的領導人和政治局展現“公開性”，而且正處於“多元化”前夕的緣故吧。當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對這個發言表現得非常病態，其實，那遠不是什麼綱領性的問題，只不過對自己的一個同事，對中央領導幹部，特別是對書記利加喬夫的工作方法表示不滿而已。

激烈的討論以及對“離經叛道之徒”絕對毫無意義的狂轟濫炸，導致適得其反的效果：俄羅斯的事就是這樣，一個關於人民英雄，關於老百姓的“守護神”受到迫害的神話就這樣誕生了。

於是自然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以葉利欽的這樣一個膚淺的、顯然具有個人目的的發言，又如何會引起如此這般的反應呢？

以我的看法，把全會搞成一場大批判實在是一個大錯，它昭示了我國最高領導的不成熟，首先是政治局委員們和中央書記們的不成熟。我很理解，當時各級黨組織的多數領導，還沒有能夠擺脫黨內生活的各種標準和關係的束縛。既然黨的高層倡導變革，其中也包括蘇共內部的變革，那怎麼能允許搞這麼個“大批判”呢？

黨內局勢（2）

看來，黨的領導並沒有完全認識到，在黨的各級領導人同普通黨員基本群眾之間出現的分裂有多麼嚴重。到了1991年，當戈爾巴喬夫按照葉利欽的指示解散蘇共之後，這種分裂就充分暴露出來——1900萬黨員中，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保衛它。

這樣一來，由於黨的領導應對無方，缺乏才幹，一個俄國版的綠林好漢羅賓漢就這樣誕生了。他只不過是個非常平庸的政客，早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那些年我就對他有所瞭解，現在卻成了反對派破壞力量的旗幟。

第二天政治局開會，按慣例對閉幕的全會進行總結。在戈爾巴喬夫介紹情況之後，葛羅米柯當時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向報告人提了個問題，請他說說對葉利欽打算怎麼處理。總書記喋喋不休地說了一些模稜兩可的話，意思是現在時候不同了，不是為這種事處罰誰的時候了，還得給他找個工作。

葛羅米柯比我們都年長，生活經驗，特別是政治經驗，比與會的其他人員可要豐富多了。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你可得小心！”葛羅米柯說，“我覺得可以把他派遠點，出國去當個大使什麼的吧。”

可惜誰也沒有認真聽取這位長者的聲音，於是後來的災難性事件的鏈條又新增了一個環節。

過了差不多兩年，在克里姆林宮的代表大會堂（現在叫做克里姆林宮國家大會堂）召開一個國家級紀念日的紀念大會。事有湊巧，我到場的時間稍微早了一點。上樓走進主席團的專用房間。戈爾巴喬夫和賴莎·馬克西莫芙娜，還有中央委員會書記伊萬·瓦西裡耶維奇·卡皮塔諾夫已經坐在長桌旁，正在喝茶。有人也給我端來了茶。戈爾巴喬夫忽然問了我一個問題：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你那位老鄉葉利欽都在搞些什麼名堂？”

老實說，這個問題我要回答起來還真犯難。戈爾巴喬夫看出我為難的樣子，就對他的夫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