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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生活必需，也不是按營養學的觀點來考慮規定的，像豆腐這樣尋常的蛋白質食品，就得算“特需”，逢年過節供應幾塊。在一次向黨交心（即向黨說老實話，說掏心窩的話）的活動中，一位老教師說過這樣的話：解放後說知識分子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他的感受就不是這樣。春節前，他去豆腐店，買供應的豆腐，挨個兒兩個多小時買來六塊豆腐……

布票的故事（3）

困難時期，連基本口糧也保證不了，在天津這樣的大城市，知識分子的定量口糧，從每天一斤，降到幾兩時，大家思想波動起來，對“形勢大好，越來越好”，表示懷疑。有人講，“看形勢好不好，我不看別的，別的我也看不見！我只知道我肚子的形勢，肚子飽了，形勢就大好，否則就不好。”

票證制度下的社會心理（1）

在指令性計劃經濟之下，“計劃第一、價格第二”，產品的生產、流通統統納入計劃軌道，產、銷、供、求就只靠一種手段來調節——政府指令性計劃調節。日用品實行憑票供應，把消費也納入國家計劃控制範圍內，把發放票證作為調節供求的唯一辦法，供應不足就憑票限量。

發放票證最多的時候，日用工業品的80　％　都要憑票證供應，從牙膏、口杯到火柴、肥皂，從暖瓶、面盆到膠鞋、鋁鍋，從手錶到木鐘，從縫紉機到腳踏車，從電風扇到收錄機。針織品95　％　以上品種，要憑票證供應。

珍貴的票證

北京市東城區幹部翁英回憶：1959到1961年的三年災害時期，糧食定量一減再減，從30幾斤減到20幾斤。北京市每人每月的一張肉票，本來可供應1斤肉，後來減到2兩肉；1961年過春節才特別供應半斤肉。

當時的票證比什麼都珍貴，丟失了票證就意味著挨餓受凍。

若是想添一件棉襖，得集中全家的布票才行。老伴在軍隊工作，於是舊軍衣就成為家中有大男孩的親友們的搶手貨。即使憑票證購物，買東西時不免還要排隊。

人們只要看見副食商店門前排隊就知道一準是來了魚或肉、蛋。

70年代初，分到一張小九吋黑白電視機票，買回來後，立馬成為那十幾戶人家的小院的熱點；一到晚上，電視機前就聚集了左鄰右舍的孩子們觀看。

在過去憑票的日子裡，買的肉是凍肉，魚是死魚，沒有挑選的餘地；後來供應改善了，每月憑票最多也就買5兩肉。逢年過節補助1兩香油和2兩粉絲，也是憑票憑本。

營養品糕點，當時只能是老人、孩子才能夠享用。居民每人每月憑本供應糕點公斤，然後改收糕點票並加收公斤的糧票。糕點票分漢民、回民兩種。華僑特供“高階糕點票”，半年4兩。此外每人每月供應半斤的“餅乾票”、中秋發放的半斤“月餅票”，變得越來越稀罕。（引自《糕點票月月望》，原載《今晚報》2000年6月16日）

聞風排隊搶購

30多年來的憑票證供應，造成消費者心理十分緊張。例如火柴，1961年憑日用工業品購貨證供應，1962年敞開；1963年憑證限量每人五小盒，當年9月份敞開。1984年市場上傳說火柴要漲價，一時間居民就到百貨店、菸紙店排隊，日銷量成倍翻上去，批發庫存原來積壓著6萬件，3天時間就瀉到“警戒線”　最低儲備量以下；本來消費者用多少買多少，一般都是10盒一封地買，見到排隊購買就10封、8封的大量搶購。商業部門要“保障供給”，只好恢復憑票供應，臨時決定先憑“小菜卡供應”，每月每戶4…6小盒。

化學纖維、合成纖維的發展，使80年代初紡織品產量大幅度增長，商業庫存猛升，棉布積壓。1983年11月23日商業部在報上宣佈，從12月1日起，棉布不收布票敞開供應。這本來是好事情，誰知消費者見了報紙，馬上拿了大把布票到布店購買被單布，一眨眼之間，布店、百貨公司門前，裡三層、外三層排著長龍，每家人家都把幾年積存下來的布票全拿出來買被單布，一天銷量超過平時半年銷售量。第二天排隊的人更多，上海市商業局派出了幹部到布店、百貨公司排隊的人群中宣傳、調查，講解棉布12月1日就敞開供應，不會漲價。消費者不予理會，照常排隊爭購。他們說：“你們講敞開供應，就是布票要作廢，改用別的票！”或者“12月1日不漲價，過了這一天漲價誰知道？”有的人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