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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邢燕子僅買了一件在當時不用布票的人造棉上衣。也可能出於邢燕子的身份，這事被當時的公社領導知道以後，幾經周折，又透過上級特批給邢燕子一些布票，才又添了一床被子、一床褥子。當時寶坻縣委的一位副書記，送給邢燕子一件憑票供應的衣服，這在當時就是很重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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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票實在是命根子（3）

結婚後新被子捨不得用，新衣服舍不得穿。把親朋送來或買來的碎布頭下角料，用縫紉機一塊塊拼接成了被面、床單、枕頭。一個床單竟是百多塊碎布接成的。60—70年代流行的一句話叫做：“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

票證年代，糧食對於每個人都是最重要的。那時農民種糧卻沒有糧票，只能是種啥吃啥。城裡人有油票；村裡人吃油，只能靠在田邊地頭、房前屋後種蓖麻子、黃豆、芝麻換油吃。那些年邢燕子曾多次到縣、市、省和北京開會或學習，每次外出都要帶上糧票，而邢燕子又沒有糧票，要從家裡帶上糧食，到公社的糧庫去兌換成糧票，還要粗糧細糧搭配，去外地還要換成全國糧票。那時外出的補助每天僅2角錢。9分錢吃一頓飯：兩個窩頭4分錢，一碟鹹菜2分錢，一碗稀飯3分錢，一共9分錢外加4兩糧票。多年以後，邢燕子也有了天津市的戶口、有了糧票，定糧是每月28斤。

攢了糧票娶美女

1976年秋何申被分配到承德地委黨校當教員。辦手續轉糧食關係時，注意到定量由學生時的32斤，變為每月29斤。問為什麼？回答說教員是腦力勞動，沒資格高定量。對此，他很緊張。身強體壯，飯量頗大，每天不足一斤的定量，一頓就能吃下去。於是，趕緊給天津家中寫信，請求支援糧票。

食堂管理員用十幾斤糧票做誘餌，就把一個女打字員勾引上了。他很想改行當廚師。

一個男同事，人長得不咋樣，個子矮，臉上還有點麻子。可他的媳婦很俊，又高、又白、大眼睛、高鼻樑，比他還小十來歲。何申問：“你咋來這豔福？”他得意地說：“全靠60斤糧票！”原來，低指標那年他從部隊農場復員，手裡有糧票，他給女方家裡60斤糧票，事就成了。估計說的是真話。三年災害時期，60斤糧票可是好東西呀！比後來的冰箱、彩電貴重多啦。興許那就能救一家人的命！

插隊知青的糧票

1978年冬天，葉辛在貴州鄉下整整呆了10年，是個“老知青”了。從秋收開始，就要給社員分口糧。葉辛也像所有的老人和娃崽一樣，分到了140斤溼穀子，還有一些巴山豆、洋芋和10來斤黃豆。這些糧食就是葉辛將在1979年賴以生存的口糧。像葉辛這麼一個20來歲的小夥子，充其量只能吃兩個半月，那還得搭上巴山豆、洋芋、黃豆混著吃，可以供他吃到過春節。

那麼葉辛是怎麼過來的呢？上海有葉辛的家，家人將節省的糧票幾乎都支援了葉辛。葉辛必須透過朋友，把上海糧票換成全國糧票，才能在貴州鄉場上的糧店裡買到糧食。

那年頭對票證是管制的，但是在上海還是有票證市場。在這個看不見、摸不著可又確實執行的票證黑市裡，上海糧票是有價格的，大約1角錢1斤。而全國糧票的價格，則不會低於1角5分一斤。

上海知青們初到鄉間插隊，逢到趕場天，總有農民找到知青點來，從衣兜裡取出3個雞蛋，要和知青們換1斤糧票。因為農民們翻山越嶺去趕場，若在墟場上吃一頓午飯要糧票；農民們沒人給發糧票，他們就來找知青換。一隻雞蛋1角錢。1斤糧票竟然值3角錢！

140斤溼穀子是那年頭的基本口糧，有一口人就有這一份糧。分配方式也導致了鄉間農民們超生的積極性，他們時常開玩笑說，為什麼不多生幾個，生一個就有一個口糧呀！有個好朋友，竟然生了8個孩子，得到8份口糧。

窮困的見證

由於糧食匱乏，居民在糧食消費中，誰也不敢大手大腳，而必須精打細算了。

1955年，全國通用糧票起初的最小面額為4兩　（16兩制）　即新制的2兩半（125克）。災荒時期不能符合精打細算的現實需求，於是各地便出現了面額為“一兩”甚至“半兩”的省（市）級糧票。

1960年流行較廣的上海市的“5錢”或“半兩”（10克重）糧票，便成為外地人誇獎上海人“精明”的首選話題。當時憑此小票可以買一碗豆漿，或一根油條。但也因此遭到北方漢子的譏評：“上海人小家子氣實足！糧票居然有半兩的，在全國堪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