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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據我國經濟學家估計的數字：大躍進期間，全國經濟損失約人民幣1200億元（合今12000億元）；十年文革浩劫，全國經濟損失約人民幣5000億元（合今50000億元）。

1955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佔全世界的；但是到1980年下降為；1960年我國國民生產總值跟日本相等，但到了1980年只相當於日本的四分之一。

中華民族再一次錯過了“經濟騰飛”的大好機會。總不能輕鬆地道一聲“付出了學費”一笑了之罷。但除了扼腕嘆息、痛心疾首，平民老百姓還能再說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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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總理的貨幣收入（1）

周恩來總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後，身邊工作人員整理了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的工資收入和支出帳目。　收入只有單一的工資和工資節餘部分存入銀行所得的利息，別無其他進賬。而支出的專案比收入的專案要多一些，大體有這樣幾項：伙食費、黨費、房租費、訂閱報紙費、零用費（購買生活用品），特支：補助親屬和工作人員、捐贈費。

（一）周恩來、鄧穎超的收支情況

從有記載的1958年算起，截至1976年，周恩來和鄧穎超兩人18年間共收入工資元。

用於補助親屬的元，補助工作人員和好友的共，這兩項支出佔總收入的1/4。這說明兩位老人對有困難的同志給予補助，體現了關愛。比如說，給周總理開車多年的司機鍾步雲，因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遇難，多年來周總理、鄧穎超都關心著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兒結婚，鄧穎超給她送去300元作為結婚的費用。在20世紀60年代這300元可不是小數了。鄧穎超經常這樣講，拿自己的錢補助同志，也就節約了國家的錢，這些同志就不會再向國家申請補助了。

周總理的月薪元和鄧穎超的月薪元，合起來是元，在當時領導人的收入中，不算少。五位政治局常委的工資都是一個級別，而夫人們的收入就不等了。1984年4月，鄧穎超曾對親屬們說：“定工資時，蔡大姐（蔡暢）是3級，我是5級，到他這兒就給劃到6級……就因為我是他的妻子。”鄧穎超講這些事的用意，是在教育後輩。她深有感觸地說：“名人之妻難做。你們是名人的侄兒侄女，也同樣難。你們只有好好嚴格要求自己謙虛謹慎，做好本職工作。”

周總理和鄧穎超沒有親生子女，經常把剩餘的錢拿出一部分來補助他人。他倆除每月應繳納的黨費外再多餘的錢，積蓄夠5000元就交黨費。周總理去世後，兩人合計積蓄元。這以後，鄧穎超個人還交過3000元黨費。20世紀80年代，隨著工資的調整，鄧穎超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達到過元，她仍然堅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仍然幫助有困難的親屬和工作人員，對執勤部隊進行生活補助，捐贈希望工程、亞運會等。

1992年，鄧穎超去世後，工作人員遵照她的囑託，把她所有的積蓄，包括已購買的國庫券550元，共計元，全部交了黨費。

（二）周恩來總理廉潔自律

衣著——在人們在印象中，周恩來總是那樣衣冠楚楚、風度翩翩。殊不知，他僅有的幾套料子服裝，大都穿了幾十年，有的破損了，織補後繼續穿。有一次，他穿織補過的衣服接待外賓，身邊工作人員說這套“禮服”早該換換啦。他笑笑說：“穿補釘衣服照樣可以接待外賓。”“織補的那塊有點痕跡也不要緊，別人看著也沒關係。丟掉艱苦奮鬥的傳統才難看呢！”至於他穿用了幾十年破舊的睡衣，皮涼鞋和第一代上海牌國產手錶等已作為珍貴文物，存放在中國歷史博物館。

飲食——周恩來的家常飯菜很簡單，主食經常吃些粗糧，副食一般是一葷一素一湯。他規定的工作餐標準是四菜一湯的家常飯菜。他說：“四菜一湯既經濟又實惠。”他在外地視察或主持會議，同大家吃一樣的飯菜，不搞特殊，離開時一定付清錢和糧票。他不僅自己這樣做，還要求其他領導幹部也這樣做。一位專機機長的回憶，頗為傳神地反映了他在飲食方面的律己要求。有一次，這位機長看他吃飯，掉了個飯粒在桌上，他連夾兩次才夾住放進嘴裡，笑著吃了。

住房——建國初期，周恩來搬進了中南海西花廳，一住就是26年，直到他去世。西花廳是乾隆年間修建的老式平房，潮溼陰冷。身邊工作人員於心不安，多次提出修繕，但他堅決不同意。1959年底，趁他和鄧穎超出差外地時間較長，對西花廳進行了保護性維修。他回京一進門就驚訝地問：“這是怎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