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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約見中央各新聞單位記者，就物價問題發表談話。袁木首先反覆強調指出：“總的看來，當前的經濟形勢是好的”。

記者們馬上反問：“為什麼在經濟形勢好的情況下，近幾個月物價上漲又這麼快？”

袁木解釋說：“雖然國家供應的糧食並未漲價，但集市貿易糧價上漲較多。……在去年集市糧價上漲的帶動下，同糧價有緊密比價關係的蔬菜和肉禽蛋價格不能不受到影響。……至於工業消費品漲價，主要是受原材料價格的影響。今年，國內原材料議價比重提高……”

這實際上就是承認：計劃經濟體制不適應改革開放的社會要求，國家計劃指令體系和自由市場體系並存、“官價”和“議價”雙軌衝突而必然造成物價上漲。

我可以作出如下兩方面的分析——

第一方面，所謂“國家供應的糧食等並未漲價”，指的是憑票證（糧票、油票、布票、其他各種購貨券）按照城鎮戶籍制度憑戶口簿計劃供應的一部分基本必需品，在國家指定糧店、副食店中勉強維持多年“固定”的價格。但僅僅依靠這些計劃供應的限量物資，是根本不能滿足人民群眾日常生活要求的。因此大批大批的老百姓不得不紛紛到“農貿集市”也就是“自由市場”去以高價採購糧食、蔬菜和肉禽蛋等等。根據“供求關係”的市場價格原則，必然造成農產品物價大幅度上升，衝破多年“固定”的價格而高漲。

第二方面，多年停滯、落後的工業必須發展，而在蘇聯式計劃經濟體制下，原料供應非常緊張；國家計劃指令體系強制束縛在馬車轅中的“官價”，和自由市場體系的控制不住的野馬般的“議價”，相互競爭，必然造成緊缺的原材料和工業消費品大幅度漲價。

無法掩蓋1985—1987年物價上漲

某些部門特別注意“物價宣傳工作的重要性”，不僅在報刊上發表大量文章，而且在1987年10月編印了《物價改革與人民生活》的宣傳手冊。值得注意的是，手冊中刊有“價格改革成果圖表”，到正式發行時把“成果”兩個字蓋沒，貼上“有關”字樣，把“成果圖表”改成“有關圖表”。

連編者也覺得“成果”的宣傳缺乏說服力了。

這本宣傳手冊，對於1985—1987年物價上漲的情況，舉出3個原因來解釋，公佈的數字為什麼與老百姓的感受不符：

（一）公佈的數字是全國所有城市和鄉村的總平均數，而不是一個特定地區（如北京市、上海市、廣州市等）的區域性數字。

手冊承認，按照國家統計局得到的真實資料：在1985年北京市的物價指數上升，而上海市的物價指數上升，“從我國目前情況看，城市物價上漲幅度高於農村。因此，在城市生活的人必然覺得物價上漲對他的影響不只是全國平均的6　％　，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生活的人，感覺到的差距就會更大一些”。物價局的文章對比了世界各國的情況說：“許多西方國家在計算全國物價總指數時，只選擇一些大城市，……就這一點說，我國的物價指數比西方國家還要更全面一些。”（引自《物價指數是否反映實際，為什麼與人們的感受不一致？》，載《物價改革與人民生活》第50…53頁）

其實，各地物價差距，乃是普遍存在的事實。按照社會生活調查的基本原則，我國曆來的物價統計和生活指數計算，一向是分別依據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等城市各自的具體情況進行的。

（二）不是所有日用品物價都上漲。

農貿集市中的糧食、副食品、肉禽蛋、蔬菜漲價非常明顯，但是國家計劃中的憑城市家庭戶口購貨證和每月定量糧票在制定糧店供應的大米、麵粉、粗糧以及植物油、白糖等，沒有漲價或漲價較少，這些物資的平價定量供應，抵消了一般日常食品、日用品的漲價。文章說：“近年來實際生活中確實是漲價的多，降價的少，也給人們造成一種什麼東西都漲價的感覺，因而對物價指數產生了一些疑問。”（同上書第54…55頁）

（三）群眾不經常購買的一些耐用品沒有漲價。

如手錶、收音機、某些藥品、電視機、電冰箱等物資沒有漲價或漲價很少、甚至降價。

“物價指數反映的價格變動的商品範圍，一般要大於群眾實際經常購買的商品範圍。例如，近年來我國幾次降低了藥品、半導體收音機、機械手錶等商品價格，這些商品雖然也要統計到物價指數中去，但群眾不是經常購買，因而對這些商品降價就感受不深。”（同上書第55…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