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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做幾個人的事，而且盡力把工作做好，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優質高效的成績來。1979年1月23日，中共湖南日報社委員會作出了《關於改正阮甫堂同志被錯劃右派的決定》。《決定》宣佈：“阮甫堂原被劃為右派分子屬於錯劃，經研究決定予以改正，撤銷原處分，恢復原工資級別行政17級，從1978年10月1日起按行政17級工資發給（每月91元）。預備黨員按期轉正，黨齡從1957年4月算起。在錯劃右派期間，應連續計算工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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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刊編輯部的右派分子（5）

（十）劉皓宇

1958年4月26日，報社宣佈對右派分子的處分，劉皓宇受到嚴厲的處分：開除黨籍，撤消原有職務，降任待遇較低工作，由行政18級（月工資85元）降到23級，月工資45元。在開除黨籍的支部大會上，被劃為右派的人比做有毒的種子，不論撒在哪裡，都會開出有毒的花，結出有毒的果來。還說：“給你們戴上右派帽子下去勞動，比不戴帽子下去對你們的改造更加有利。”

從這天起，就開始了人生中受人歧視、顛沛流離的漫長厄運了。由人變成了鬼，由一個共產黨員變成了階級敵人，被劃為五類分子，下放南縣農村勞動改造。在南縣農村戴著右派帽子作過田，餵過豬，看過羊，放過鴨子，守過西瓜地，經過勞動的磨練由戶不能挑到能挑150斤重擔；還當過給公共食堂繪宣傳畫的畫匠師傅，做過醬菜，給公社醬食廠設計過商標，參加過五類分子集訓。在“過苦日子”時得了水腫病，吃過老鼠、青蛙、野雞蛋和蛇，還吃過細糠與野菜等，被命令獨自一人在寒冬半夜冒著北風跑二十多里路去送通知，又曾因衣服破爛被當成外流犯關過牢，可以說人間苦難的各種滋味都嚐到了。有一次開渠道時，險些被鐵鍬削掉腦袋，送了命。後來轉到湘陰勞動，到1961年，終於在湘陰省直屬機關農場摘掉了這頂壓在頭上有千斤重像鬼魂般的右派帽子。

到1970年又不得不做了五個月賣餐票的工作。1977年才回到闊別15年的長沙，分配在長沙市十五中教書。劉皓宇打成右派時不到26歲，因為自己是右派份子，別人畏而遠之，他也有自知之明，以致拖到40歲才結婚，22年中的工資一直每月45元，還要拿一半供養年老的父母；結婚後因生活貧困，拖到46歲方生一男孩。劉皓宇領獨生子證書時，人們都投以驚奇的目光。

1979年4月，才得到一紙通知：錯劃右派終於得到“改正”，恢復了黨籍、原有職務和18級工資每月85元，由鬼又變成了人。工齡中有一半時間被浪費了。47歲的劉皓宇被調到了湖南科技出版社擔任編輯和室副主任。

（十一）傅白蘆

生於1923年，原系中###員，為新湖南報編委會委員、秘書長，工資13級。1958年6月，被作為報社黨內右派集團的重要委員，受到第1類的嚴重處分：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自謀生計。初被押送勞動教養，後因愛人已先下放岳陽，留在長沙的兩位年過六十的老父母和四個未成年的孩子無法安置，而改為自謀生計。1962年3月，經省委批准，接掉右派帽子在長沙市北區房地產修建組工作，月工資50元，無級別。不管在怎樣痛苦、絕望、悲觀、困難的情況下，還在勞動，像往昔一樣嚴格要求自己。

（十二）楊德嘉

1958年春天，楊德嘉擔任《新湖南報》農村部副主任時被劃為右派，當年25歲。在報社眾多的右派分子中，算是“罪行”較輕的一個。雖然開除了黨籍，撤銷了職務，行政級別16級卻未動，月工資106元。時隔半年，正在衡山縣嶺茶鄉農村勞動改造時，接到組織上的通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改開除黨籍為留黨察看兩年；但由於留在了黨內，行政上則需加重處分，工資由16級降為19級。同樣重新處理的，還有張雨林、袁家式、嚴伯嘉。張雨林的岳父是毛主席的同學周世釗；楊德嘉的父親楊樹達早年曾和毛主席共同參與驅逐軍閥張敬堯的事件，解放後與毛也曾多次見面並有書信往來。據說這是兩人重新處理的重要原因。“右派分子”才過了半年就摘掉帽子，又還留在黨內，據說這在全國都是罕見的。黨內減輕處分，行政上又加重處分，也從未聽說過。當時有人悄悄說：“這張黨票，是花三級工資買來的喲！”

（十三）張少鋒

張少鋒生前是新湖南報資料室負責人，在1957年整風鳴放期間，他基於自己的職責，將外報整風鳴放的報道剪貼公佈在評報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