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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目睹的怪現狀是：一些家庭入不敷出，而社會上卻又流行紅白喜事（婚禮為紅喜、喪禮為白喜）大講排場，似乎不擺闊氣就沒有面子。迷信觀念、愚昧觀念尚未除盡，又摻進了“闊老觀念”，譬如以往參加親友的婚禮送5元10元禮金就不錯了，現在若沒有50、100還是躲在家裡，免得背後讓別人罵寒酸小氣。有人拿到工資全部送禮都還不夠，下個月生活費怎麼辦呢？

1984年到1993年，全國城鎮逐步廢除了各種票證（最先廢除了布票、最後廢除了糧票），也就是取消了“官價”和“議價”的差別。但是從1993年市場放開，日用品的物價又明顯上漲，幅度為：1993年，1994年　28　。8　％　，1995年　；由此逐步完成了“從指令性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到1997年“經濟軟著陸”以後的幾年內，全國物價基本穩定，在動態平衡的局勢下，安然進入21世紀。

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的困難是上海人最感頭痛的事之一，常有三代同堂的窘迫情況。

1990年上海市住房情況如下：大約　200　萬戶上海人租用國家的公房，每年交付的房租總共　3600　萬元人民幣。平均每戶每年180元、每月15元。

而政府的房地管理部門每年要支付億元的公房維修費，相當於上述總房租的4　倍。

居住公房的租金，只相當於工資收入的　1／10　至　1／20　。消費結構很不合理。

房屋管理部門根本無法“以租養房”，更無力大規模建房。

上海市區家庭戶口平均人；人均住房面積僅4平方米。往往一間　10　平方的亭子間住三、四口之家，並不希奇。而另一方面，住得比較寬敞的家庭也不想“退租”，反正房租一個月（平均15元）才值得兩包高階捲菸的錢。

1990年開始，上海市長###領導全市百姓討論改革住房制度。辦法是要求分配房子者必須國家、企業、個人“大家出一點”，個人承擔一部分建房費用，採用購買住宅建設債券的辦法，若干年以後無息還本。同時適當提高房租，提高的幅度與居住和收人情況掛鉤。

1991　年　5　月這個方案正式實行。這項改革平穩地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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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來北京餐飲價格的變遷

在20世紀即將過去的時候，我在北京採訪了幾位從業20多年的廚師，請他們以親身經歷回顧1979—1999年餐飲價格的變遷。

所調查的物件是具有代表性的中等檔次的餐廳，也就是一般工薪階層經常光顧的普通飯店，而不是路邊小攤，也不是高檔的星級飯店（如北京飯店、崑崙飯店或高階賓館）；所說的酒席，是指平民老百姓的普通席（每桌可供8—10人），大眾化的中等餐飲席，而不是豪華的宴席。

在“十年浩劫”剛結束的時候，1977年請一桌標準的“北京烤鴨”，或者“涮羊肉”，有10塊錢滿可以了。足夠請十人一桌全套的烤鴨。有時候“攤份子”，十位客人各出一塊錢，就足可以美美的聚餐一頓。

1977年的一般菜譜上，葷菜每盤只要幾角錢到1塊錢。木須肉3角錢，三鮮沙鍋4角錢，素食（炒油菜、菠菜、家常豆腐等）只要幾分錢。

莫斯科餐廳的俄式西餐，一份1元到3元。

1978年以後，物價逐年明顯地上漲。當然工資也跟著漲，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隨之而來，餐飲的價格更是水漲船高。

比如說“德州扒雞”那是名牌貨，60年代以來一直是一塊錢一隻；但是到1980年，一隻紅扒整雞要3塊多錢。

1981年在“華北樓”餐廳，一桌8—10人的普通酒席要16元左右；菜譜上的一盤辣子雞丁1元，滑溜裡脊1元，整隻白切雞3元。

1982年，在大眾化的甘家口餐廳，一桌（8—10人）海參席，漲到30元。選單包括6個冷盤，8個熱菜。

1984年大漲價，在河南飯莊，菜譜上的一盤鮮蘑肉片3元，紅燒胖頭魚6元8角。莫斯科餐廳一份西餐至少5元起碼，一盤奶油平魚6元。

在這以後，許多老廚師做不動了，退居二線，青黃不接。新廚師的廚藝差了，菜錢卻不斷漲上去。雖然餐廳的裝修裝置有所改善，廚師服務員的工資有所提高，但是選單上標出的價碼有些離譜。

1986年到1988年，物價上漲得邪乎。1986年，普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