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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的處罰的上限：他說，要搞個勞動教養條例，除了少數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8月1日，公佈《勞動教養條例》；8月3日，國務院就下達了《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裡並沒有寫明“右派”二字，但一目瞭然，第一條第二款所謂“罪行輕微，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受到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的開除處分，無生活出路的”，就是指群眾運動中劃出來的那一大批右派分子。《決定》宣稱：這些人都是“應當加以收容實行勞動教養”的。

8月4日《人民日報》公佈這個《決定》時，配發了社論《為什麼要實行勞動教養》，對這一措施作了解釋：“對於這些壞分子，一般地用說服教育的辦法是無效的；採取簡單的懲罰辦法也不行；在機關、團體、企業內部也決不能繼續留用；讓他們另行就業又沒有人願意收留他們。因此，對於這些人，就需要有一個既能改造他們，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辦法。根據人民政府長期的研究和考慮，把他們收容起來，實行勞動教養，就是最適當的也是最好的辦法。”　社論還說：“勞動教養同勞動改造罪犯是有區別的，它同救濟鰥寡孤獨的教養院也不相同。”劃了兩條分界線。朱正指出：後一條分界線顯然是陪襯。從那時直到現在，那種救濟鰥寡孤獨的教養院在中國也並不怎麼普遍；而在接受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中，大約也不會有人糊塗到把自己看作被救濟的鰥寡孤獨。要真有這樣糊塗，那就比豬八戒還要簡單，也就不必劃為右派分子，不會投入勞動教養了。

勞動教養跟勞動改造罪犯有什麼區別呢？社論說：“勞動教養管理機關必須制定一套帶有強制性的行政制度和紀律，不能允許被勞動教養的人破壞這些制度和紀律。例如不准他隨便離開農場和工廠而自由行動，不準破壞公共秩序，不準破壞生產，否則就要受到處分，情節嚴重的還要受到法律制裁。”這些，其實跟勞動改造沒有多大差異，反正都是在剝奪了人身自由的情況下，在警戒線之內，在槍兵的看管之下勞動。

但是社論又說：這些被勞動教養的人，“在勞動生產中，對他們同樣實行按勞動成果給工資報酬的原則，具體地說就是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這裡，確實顯出了兩者的區別。強調這個區別，就表示沒有將右派分子當作罪犯，沒有給予刑事處分，也就是體現了“寬大為懷，不予辦罪”的精神。就經濟狀況來看兩者的區別，有人說笑話：勞動教養是按勞分配，勞動改造是按需分配。（參看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第489—493頁）

勞動教養，是新中國的一大新發明。據說是吸取了蘇聯“勞動教化”的措施，並吸收了上海市改造妓女的“婦女教養院”的經驗創造出來的。這不算判刑，不用經過法院審理，而是一種“最高的行政處分”，屬於“敵我人內處”，就是敵我矛盾按照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勞動教養與勞動改造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區別。“勞動改造”先得經過法律程式由法院審理然後判刑。如果是有期徒刑，或者10年8年，或者3年5年，開始服刑之日即可以知道刑期終了之時，心裡有個底。而1957年8月公佈的《勞動教養條例》，卻不必經過法律程式，對勞動教養期限更沒有作出任何規定，它的第四條說：“被勞動教養的人，在勞動教養期間，現良好而有就業條件的，經勞動教養機關批准，可以另行就業；送請勞動教養的單位、家長、監護人請求領回自行負責管教的，勞動教養機關也可以酌情批准。”但是，“表現良好、酌情批准”，這都是彈性特別大的規定。那時，誰也不知道這條路還有多長。直到1979年11月，國務院公佈的《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才宣佈“勞動教養”的期限為1年至3年。必要時得延長1年。

1957—1958年所劃的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被勞動教養呢？李維漢回憶，“全國55萬餘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半數以上失去了公職，相當多數被送勞動教養或監督勞動。”（參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839頁）勞動教養是對右派分子最重的處罰，其中問題尤其嚴重的才同時宣佈開除其公職；監督勞動是次一等的處罰，就沒有同時開除公職的。所以，凡是開除了公職的，必定是送勞動教養的；而這隻佔勞動教養人數的一部分，因為被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還有若干是保留公職的。按照李維漢所說的數字，55萬餘人半數以上失去了公職，即有28萬以上的被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再加上未開除公職者，勞動教養的右派分子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