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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多長時間，79年下半年吧，學校就派我到中國音樂學院進修指揮，讓我心裡那個樂。

樂歸樂，去時心裡還是“三絃老大”的感覺，傲慢得很。我想三絃彈到我這程度，差不多是到頭了；依此類推，藝術大概也就這樣了。結果去了一看，哎呀不得了，那麼多大名鼎鼎的人都還在苦哈哈地學習，寬了還要寬，精了還要精，這才知道自己真是隻井底之蛙。

我在中國音樂學院進修的時間不長，半年而已，卻大大拓展了自己的視野，就此明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學海無涯，任誰都不敢隨便稱老大。藝術家必有傲骨，但這和盲目尊大永遠是兩碼事。只有懂得謙卑的人才能懂得驕傲，包括向誰驕傲和為什麼驕傲。

也正是在中國音樂學院的這半年導致我的命運又一次發生了改變。我也說不好這究竟是主動選擇還是隨大流的結果。

當時一起進修的有好幾位同學，聊天時他們問我進修完指揮後幹什麼。我答回學校當指揮唄，能幹什麼？他們就笑。我反過來問他們，他們都說準備明年考大學。我就感到奇怪：都學了這麼多了，還上什麼大學啊？

但他們是認真的，我從他們的刻苦中感受到了這一點。慢慢地自己也有點動心了：這麼多人都想上大學，我是不是也應該上他一上呢？

進修完回到內蒙，好幾個朋友聚在一起復習，也都在準備考大學。我藝校的同學亞倫在拼命練鋼琴，學和聲；還有一位叫胡德——他父親曾因創作《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而名動一時——也在拼命學，拼命練。他倆的基礎應該說都比我好，但都不安於現狀，這給了我很大的刺激，於是我也下決心考了。

經過初試，再到天津音樂學院複試。其餘我的基礎課考得並不理想，主要是我的面試獲得了全體考官的一致好評。後來我還聽說，當時主考的包元愷老師為我出色的表現而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就這樣，我考上了天津音樂學院作曲系。

或許是這樣的結果讓我感到負疚，但更主要的是擔心經濟上是否負擔得起，接到錄取通知書後我一點也興奮不起來，相反陷入了困惑：去，還是不去？

給家裡打電話，我爸是一句話也不說；我媽先問要學幾年，我說五年，她就一下叫喚起來了：你現在當老師不是挺好嗎？五年吶！我們哪有那麼多錢供你？再說，還要不要結婚、生孩子啦？

跟著女班長的活椅子

我不怪我媽短視。她說的是大大的實話。我爸當時不說話，也是為此心中感到為難。當然最後我還是決定去，畢竟是一個提高自己的機會嘛。但在天津音樂學院的五年裡，經濟問題一直是壓在我心裡的一塊石頭。

那幾年我父母每學期給我90元，平均每個月20不到；此外學校還有一個貧困生補助，我是班上最窮的學生，每月補助12元；這樣加起來，每月生活費30多一點，照說可以勉強對付了，但我偏偏又愛喝點酒，於是就難免左支右絀。

在我們80屆作曲系的學生中，我大概是第一個獻血的人。500毫升哪，許多同學都不願意獻，怕虧了身子。我不怕嗎？也怕，但還有叫我更怕的。

後來有領導表揚我“發揚了風格”，我在下面暗暗好笑：什麼“發揚風格”，不就是為了錢嗎？你想，獻一次給70元，還有罐頭、白糖，外加學校補助的飯票什麼的，多大的誘惑啊！血獻出去了還可以再生，可錢花出去了會再生嗎？實際上，從瞭解到這些條件的最初一刻起，我就決定了：70？操，我去！

當然我不會、也不能說出我的真實想法，那才真叫不討好呢。我只能自得其樂。

錢還沒拿到就已計劃好了：或者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誰也不告訴，悄悄走；一斤涮羊肉倆燒餅，外加二兩白酒，肉吃完，湯喝盡，一點都不留。這還不到5塊錢，餘下65，慢慢貼補吧。

唉，那時真是苦哇。唯一的浪漫事兒就是喝酒。據說在我來之前，天津音樂學院的學生從來不喝酒，我算是這方面開風氣先的人，當然是壞風氣——不僅一人喝，還帶著一幫人喝，而且一喝就喝到早晨四五點；去處必定是火車東站，那兒的小館子通宵營業，別處沒有。常常是晚十一點開始在宿舍裡點數，還沒點完就走人，想到熱騰騰的餃子就二鍋頭，耐不住啊。這是說人多的情況；想涮羊肉了就只能一人悄悄去，否則誰付賬就會成大問題。

我開這個風氣，好酒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要借酒澆愁，借酒逃避，這又是那些“跟風”的同學所不能理解的了。

入學的第一學期大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