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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滿了，籃球架子上也滿了，就往臺上湧。

我說“湧”，那真是湧：不是小心翼翼地滲透、蠶食，而是就那麼大刺刺地過來，理所當然，毫無愧疚，臉上還掛著無辜的微笑。

很快我們樂隊的鼓手就成了觀眾的一員，他的身前身後，包括鼓臺上都坐滿了人；鍵盤手則練上了“金雞獨立”，只能輪換著用一條腿著地，另一條嘛，就那麼懸著，像一個殘疾人。

我不知道別的歌星是否也碰到過這種情況？反正對我來說那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不用下臺，觀眾就盤著腿坐在你的身邊。其實甭說下臺了，連在臺上走動幾步都不可能，因為你只擁有一個剛好能容得下自己的小圈子。

我有點不知所措，覺得自己應該惱火一下，但不知為什麼就是惱火不起來：都是自己的同胞啊，你怎麼可以傷害那些無辜的笑容，那些期待的目光？！

那就唱吧，對著他們唱，心貼心地唱！

《蒙古人》、《蒼狼大地》、《天堂》……慢慢地我已分不清究竟是站在舞臺上還是站在野地裡？那模糊了雙眼的究竟是我的淚水還是他們的淚水？草原遼闊，駿馬飛奔，鷹擊長空，魚翔淺底……敖包裡一縷潔白的炊煙裊裊上升，遠山勾勒出粗獷的地平線，突然又化作滿天星斗……那些面龐，那些面龐：父母的、哥哥姐姐的、兩個小妹的、分不清誰是誰的……這忽高忽低、忽遠忽近、忽兒悠揚忽兒沉鬱的歌聲，究竟是我在唱還是他們一起在唱？

當然不是一味幻覺，一味沉醉；很可能，現場最迷亂的是我，最清醒的也是我。不清醒不行啊——除了我，誰來收場？

決心唱最後一首前我跟樂隊悄悄交待：這首唱完了我就撤，你們收拾一下。

說時遲，那時快，不等最後一個音唱圓，我就大吼一聲：同志們，再見！然後轉身撒丫子就跑。

滿場的觀眾沒想到我會來這一招，一時都愣怔了，等他們反應過來，我已像一條泥鰍鑽到了門口。

回頭一看，喝，你猜怎麼著？樂隊的哥們兒也全跟出來了，傢伙都扔下了，把我氣得。

次晨離開時又路過體育場，看見幾個電焊工正堆在門口，一問之下，才知道頭天晚上兩座鐵門都被擠爛了。工人們一邊忙著重新焊接一邊跟我們逗樂：“你們演得不錯，挺成功的。”

博爾塔拉的蒙古族州長是我見過的活得最自在、最瀟灑的地方領導。他自稱是我的追星族，自打接上我們後就一直陪著。吃飯時他不停地勸菜，演出時他是臺下觀眾中的一員，我們集體遁出體育場後他又在混亂中找到我們，拉著一起去飯店喝酒。我們喝多少他就喝多少，我們喝醉了他也喝醉。我之所以說那次演出是五星級的，其中也包括他增添的幾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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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爾塔拉：一次五星級的演出（2）

我在臺灣的第一張碟《八千里路雲和月》賣得相當好，但後來的幾張就不怎麼樣。楊錦聰也是想盡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最後找到臺灣大名鼎鼎的音樂製作人張弘毅，請他幫我做了一張碟，可仍然是不怎麼樣。

“這麼好的專輯，可就是賣得不好，想一想什麼原因？”大家感到困惑，就坐下來研究。這時張弘毅說了一句話，他說：騰格爾的音樂誰都做不好，最好是讓他自己來做。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我理解是說我的歌藝術個性太強，和市場的關係可遇不可求，誰都不好把握。

對這一點我心裡有數。“出道”這麼多年了，我的歌儘管有許多人喜愛，但從未大紅大紫過。為什麼？就是因為我的個性太強。

前幾年有次在《音畫時尚》和臧天朔聊“新民歌”，不知怎麼說到了京劇。臧天朔說什麼民歌都可以改，唯獨京劇改不了。因為京劇的音樂個性太強，想把它融進流行音樂中幾乎不可能。

他說的很有道理，由此想到自己：我就是我自己的京劇。

早在88年就有朋友“點撥”過我，說你沒必要太追求個性，那樣很難贏得聽眾普遍而持久的歡迎。“既然要走‘流行’一路，寫、唱就都不要走極端，不要每次都喊得像無底洞。臺灣校園歌曲為什麼有那麼多人喜歡？你琢磨琢磨其中的道理，學學人家嘛。”他說得那叫語重心長。

我不能說他說得沒有道理。我不是那種天性傲慢的人，也不想製造什麼“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的戲劇效果。事實上我曾一度嘗試過改變自己的風格，寫一些比較柔和的歌，然後用那種特低沉的嗓子唱，儘量避免所謂“民族”的東西。然而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