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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上海分社同事王義也對“組織加工”的意義、範圍、手段等問題進行了具體描述：

組織加工的意義是幫助明確或強調已有的組織思想，而不是擴大或補添主題思想；組織加工的範圍只能是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地點，依據事物原來面貌，去掉那些妨害主題的事或物，而不是不顧時間、地點、事物原貌，增添和補充某些事或物。任何憑主觀願望安排事件和安排任務的做法，都不是組織加工，而應視之為擺佈導演，我們應該堅決反對。

那麼，這樣做的“合理界限”在哪裡呢？在承認了“組織加工”可以作為攝影記者的一種“採訪方法”使用後，樹喤提出，不能不分事件性質，不分場合，強加於人，隨處應用。

組織加工的合理界限就是真實。一脫離真實，就成為虛構了。新聞攝影的真實是事實的真實。

但，樹喤也對在斷然排斥了“當場擺佈”之後，出現不真實、半真半假圖片的緣由進行了分析，認為這是在“組織加工”的掩飾下，理直氣壯地出現的。樹喤舉例說：

明顯地，例如把漢族人打扮成少數民族農民站在香蕉樹下，冒充少數民族摘香蕉；把女工請到廠長辦公室裡包餃子，以廠長辦公室冒充女工宿舍等等。

至於前一段時間出現的有關“組織加工”與“擺佈”“難解難分”的爭論，樹喤提出：

應當首先保衛“新聞必須真實”的原則。

但以什麼方式，或者說，如何來保衛新聞的真實性原則呢？

保衛新聞真實的原則，有時是需要加工的。

樹喤提出要對“組織加工”有個“正確的概念”。他帶著十足的書生氣，樂觀地估計道：

如果概念明確了，具體方法也就會趨向正確的道路。

王義也提出“有必要重新研討組織加工的意義和組織加工的範圍”，並且在操作層面提出“嚴格地把組織加工限制起來，才能避免假報道”。

對“組織加工”方式的集體認同，是否預示了不久後到來的、眾多攝影記者造假成風的局面呢？在北京編輯部內，理論層面上的爭論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各地那些單打獨鬥、風餐露宿的攝影記者呢？那些僅僅停留在書面上、而在實際操作中難以控制的“限制組織加工的方式”，怎能限制“有責任把人民群眾中發生的各種生動事蹟，用最優美、最典型的形象，真實地反映給讀者”的絕大多數新聞從業者的熱情呢？

事實上，另一位參加討論者盛繼潤已直接呼籲大家把各自的“秘密”攤開。他的立論基於這樣的現實，不管“組織加工”問題討論如何熱烈，反對“組織加工”的聲音如何響亮，而在我們的記者中，差不多都是懷著各自的“秘密”在從事工作。所謂“秘密”就是“組織加工”，其所以有必要成為“秘密”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目前對這個問題還沒有作出結論，“組織加工”的方法還被認為是非法的、不光彩的手段。因而，儘管彼此心照不宣，而終不願公之於桌面。

面對這樣的現實狀態，我們為什麼還不敢果斷地去承認它，讓“組織加工”合法化，從而使大家把各自的“秘密”攤開來呢？

此時的一切，都為以後的事態埋下了伏筆。

。　想看書來

誠心誠意地說出來

討論中，一些當年“合情合理”，但多年以後翻檢那些“老照片”的人無法得知、或被輕易斥為“荒唐”的照片中的一些資訊被透露了出來。這些在“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中被討論者真誠地傳達出的資訊，成了多年以後一些人責難新聞攝影隊伍素質，包括其中一些人的品質問題的證據。

實際生活證明，很多優秀的圖片，都會經過各種各樣不同的加工，像“戰火燒到鴨綠江邊”、“又長高啦！”、“老莊員的喜悅”，和我們今年開始實行，每月所評選的一些好稿等等，這些照片都是不真實的。

同樣，1955年藝術展覽會上展出的照片“母親的憤怒”，被人評論為“達到了許多畫家都沒有達到的藝術水平”。葛力群、黎航在討論中透露：

可是這張照片恰恰就不是按照原始形態記錄下來的新聞照片。記者為了突出這一事件的意義，曾煞費苦心地進行了加工，移動了位置，運用了光線，使這張照片具備了強烈的宣傳價值，攫取了不少愛好和平的人們的心，增添了他們對美帝國主義殘暴罪行的憤恨和對朝鮮母親與孩子的同情。

兩位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