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3/4 頁)

攝影記者的情況，顯然是不夠確切的，是帶有主觀成分和片面性的。

言下之意，你艾丁只是一個文字記者，憑著對攝影的一點興趣，就對新聞攝影專業內的作為以偏概全，說什麼在新聞報道中參與事實、組織新聞的情況，似乎攝影記者要比文字記者嚴重些，因此造成的事實錯誤也比較多些。這就犯了主觀主義和片面性的錯誤。

針對具體問題，袁汝遜發表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陸軻拍攝的包蘭鐵路昆獨侖河大橋架樑圖片，報道的重點是“正在架橋”，而不是報道昆獨侖河橋下在放牧羊群。作者為了突出草原上架橋的主題，讓這群羊陪襯是可以的。袁認為，這種做法“不叫干涉生活，也不叫組織新聞”。至於鐵路邊禁止放牧牲畜，是政府為了人民財產安全問題明文規定的，也是牧區報道應該注意的問題，但是，具體到昆獨侖河架橋這張照片上，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因為昆獨侖河一帶還在架橋，火車當時還不能通行，這種情況下就談不上禁止放牧了。

至於《人民日報》記者林沫在攝影報道中出現的問題，則是由於其初學攝影，“對攝影採訪可能存在誤解”所致。但，林沫的做法“和組織加工有著根本的區別，不能混淆起來”。

袁汝遜進一步闡述了採訪過程中“文字”與“攝影”的關係：

文字和攝影都是新聞工作中的一部分，它只是用兩種不同的形式表達它需要表達的內容，文字和攝影各有其獨特性。

攝影比文字在某種程度上受到的限制更多更困難，它是用形象表現主題思想的，是真實的記載。

袁推斷出這樣的“事實”：攝影產生了文字所沒有的“組織加工”問題。

生活中的一些現象，不一定都適合拍照。為了突出表現主題，組織加工在不違背生活真實的原則下是允許的。正像文字搞創作一樣，不加工就不會產生富有生活氣息的、或有生命力的作品。純自然主義是不真實的。

袁呼籲道：“作為一個攝影工作者應該大膽些，該組織加工的就適當地組織加工。”但他同時又提醒，要做好組織加工，必須有豐富的生活知識做基礎。

袁的這番表述，很快就遭到了艾丁的反駁。艾指責袁把新聞報道和藝術創作混為一談，把新聞報道的真實性和藝術創作的真實性，兩種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加區別。袁雖然在文字上否認這一點，但他允許的組織加工，事實上就是允許記者干預事實。

兩位爭論者所涉及的問題都與內蒙古分社自身有關，並且這些言論已越出了分社範圍，在整個新華社內傳播，這一年的一段時間內，內蒙古分社的新聞攝影工作成了人們議論的焦點。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出現攝影記者“干涉拍攝物件”、安排拍攝場景，即“組織加工”與“擺佈”這樣的事情呢？

1957年1月，蔣齊生對此進行了總結歸納：

我以為，除了已經眾所周知的屬於攝影記者本身的思想意識方面的原因外，還有這樣一些原因：

1。　對方要求記者去拍的，併為了拍的方便，自動擺樣子給拍，或者主動要求記者“導演”；

2。　記者的“牌子”大，“中央”的，“北京”的，“黨報”的，人家尊敬中央、北京黨報，把被拍攝物件當成“政治任務”或“光榮”，所以容忍了記者的干涉；

3。　誤解了，或者被“擺”慣了，或者把攝影記者當成與照相館的工人一樣，認為攝影記者就是要“擺”照的，所以也容忍了；

4。　攝影記者誤認為“組織加工”或“擺佈”是創作方法，加上單純任務觀點，就以為不擺是完不成任務，編輯“一定要”，怎麼辦？而且由於不深入生活，不瞭解生活，以為要報道某一事件，就“只有這個場面”、“這個角度”、“這個表現法”，而不善於從側面去表現，換個場面或角度去表現，不善於機靈地從實際出發修正自己的主觀計劃。

這裡關涉到一個重要問題，即攝影記者的角色問題。角色問題，包含兩個方面：一是自身的角色定位，不少從業人員認定，“攝影記者”就是“上面”下來的、拿照相機的幹部，來的目的是為了搞好宣傳；二是公眾對攝影記者的身份定位，就是“上面”下來幹部與“照相館工人”的混合體。當然，掌握稿件生殺大權的編輯們的意志與偏好，也會對攝影記者的角色定位形成重要影響。多方面的因素規定了形成“組織加工”與“擺佈”問題的土壤與氣候。

時任新華社黑龍江分社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