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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部頒獎。

一位被後來的“發現者”稱之為“攝影大師”的莊學本，以“養獐取麝”——這項科學研究工作獲獎，作為自己人生的成就，被記錄下來。

1957年，莊學本是如何認識自己影像價值的呢？他的那些陳年舊影與主流價值取向到底有無差距呢？那一年，中國攝影學會為他舉辦了個人影展，他在《寫在個人影展之前——用攝影機反映少數民族的生活》一文中以謙遜的語調，道出了自己的困境：

中國攝影學會要我舉辦一次個人影展，當時未經深思就接受了。

但在選擇照片時不免又感到為難，因為學會要求展出的圖片應該是在攝影藝術上比較成功的作品，而我過去在攝影時往往是隨手拈來的一些記錄性的照片，對藝術上很少下過工夫。所以在展出圖片的選擇上，不得不降低了藝術標準而多照顧一些民族特點，但在民族一面要求，又顯得材料零零星星，遺漏了許多重要的內容。

雖然“受到重視”，得以在中國攝影學會主持下舉辦20世紀50年代難得一見的“個人影展”，但此刻，辦公室內身著規規矩矩中山裝的莊學本還是敏感地體悟到，自己年輕時代拍下的那些老照片，與新政權下的影像訴求已經有了不少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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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俄為師的神話

1957年，十月革命紀念日到來前夕，新華社攝影部袁苓撰文《向蘇聯攝影記者學習》，回憶起自己1955年作為“自己人”在塔斯社攝影部學習、工作的經歷。②

這篇回憶文章出自“反右”高潮階段，“我國人民以萬分歡欣鼓舞的心情慶祝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週年”之際，自然會有不少應時之語。新聞界人士在向蘇聯學習方面，也經歷了從1949年到1955年間一個時期內對蘇聯經驗全盤接收，到1956年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所引發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震盪，及以1956年7月以後《人民日報》為首的新聞工作改革期間，新聞界在某些方面對蘇聯經驗的質疑，甚至全盤否定學習蘇聯新聞工作經驗的歷史必然性與受益方面，出現了短暫的“迴歸”——主張學習1949前中國資產階級報紙的傳統。①

此時，借紀念十月革命之機，重新提出“在新聞戰線上，在中蘇兄弟間”，再次肯定新聞界向蘇聯學習的經驗，自然面對的是比之前些年更為複雜的語境與心態。在新聞攝影界，面對蘇聯這一“他者”，從技術、操作層面上的全盤模仿，到意識形態方面因時局變化而出現的反覆，幾年來，也頗多變局。縱然如此，袁苓還是對蘇聯新聞攝影做了“一邊倒”的熱情禮讚與全盤肯定。而袁苓的個人經歷與這篇文章本身都可看作承載這一問題的“標本”之一種。

除了個人在塔斯社學習期間所感受到的“赤誠友誼”外，袁苓還再一次溫習了塔斯社走“社會主義道路”方面的有益經驗。

在我們訪問塔斯社攝影部的時候，攝影部的領導人明確地指出，新聞攝影是黨的新聞事業的一部分，列寧辦報的原則（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動者，而且還是集體的組織者），是國家通訊社的原則，其中包括攝影部。他們說：“我們從生活中尋找這樣的事實，來動員人民完成黨和政府的決議和他們的任務。我們發出的照片都要有明確的目的，就是說它要明確地向讀者表現什麼，號召讀者做什麼，對讀者有什麼教育意義，告訴讀者新的東西。”

袁苓認為，我們與塔斯社在強調新聞報道必須服從*的要求，要對人民群眾有指導性，這樣的“根本原則”問題上是一致的。而“右派”分子說我們強調從政治要求出發，就是不顧攝影的特點的“主觀主義”；並說用黨的新聞事業的根本原則來要求新聞攝影是“教條主義”。很顯然，他們是從根本上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

在此問題上，袁苓理解的“塔斯社經驗告訴我們”：攝影記者不僅要正確挑選事實，而且在選擇場面和時機的時候，在開鏡頭之前，也要正確判斷所選擇的每一具體場面或情節是不是最精彩的，會給讀者什麼影響。

照片的形式和內容的一致，也是塔斯社新聞攝影工作的一個原則。攝影部的領導經常提醒記者，作為攝影機構，所作的報道是攝影報道，所以稿件的形式應該看作重要的問題。一張好照片應該主題是好的，攝影技術是好的，而且構圖是成功的。但同時他們也反對攝影記者在形式上玩弄技巧、譁眾取寵。在此，袁苓看到了政治原則之外的、新聞攝影“專業性”的一面，並反思了自己過去在這方面存在的“兩種相反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