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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它們“給人們以激勵和鼓舞，增強了人們克服困難、戰勝困難的信心和決心”。

縱然如此，攝影藝術在我國文藝領域內還是一支新軍。對新聞攝影來說，更是如此。

新聞攝影“正確的採訪路線”，大體可以概括如下：

根據黨和國家的政策和當前中心工作與報道的需要，記者在上級黨的領導下，依靠各級黨的組織，在深入群眾、深入實際的基礎上，進行調查研究、分析比較，從中選擇足以體現黨的政策思想的、對人民群眾有教育意義的、能反映當前工作的本質狀況和動向的新人物、新事物、新經驗、新情況，給以真實、生動、自然、優美的形象報道，以事實的真實形象，對群眾進行政治鼓動並對敵鬥爭。

自此，這一爭辯三年，席捲整個攝影界的風波告一段落。

。　想看書來

後記（1）

2008年5月11日中午，我最後一次核實完引徵的所有資料後，打算第二天約請本書編輯謝豔芝小姐，把書稿交給她。同時約請多年來一直提攜、鼓勵我的師友，金城出版社社長王吉勝老師，喝杯咖啡，或茶，要麼去離出版社不遠處的孔乙己酒家喝杯黃酒。當然，這一切全由他簽單結賬，這是寫作開始便有的約定。

從2006年仲春動筆寫作，到2007年3月初稿完成，再經歷反覆核實修訂，斗轉星移，甘苦自知。此時，我期待自己儘快從中解脫出來，過上一段無所事事的日子。

一部書稿從寫作完成之時起便有了自己的命運。作為文字，她將遭遇讀者的多重解讀，正像我在當初翻檢那些塵封的歷史碎片，依憑自己的勇氣、感悟與調查，做出如此解讀一樣。這裡所作的解讀也是不完整的，更不可能是結論性的。

5月12日這天發生的事情改變了許多中國人的計劃，甚至人生，我的計劃也受到影響。四川大地震過後的第二天，約定取消。5月13日下午15時離開報社去災區前，把書稿交到臨近辦公室同事姜蕾手中，拜託她“把書稿過一遍”，等我回來後交給我。

我深知，這是個艱難的任務。成書後的3個月時間裡，我幾乎無法把自己寫下的文字系統地讀一遍。但我在完成第一遍修改之後，我的同事潘平還是耐心地當了第一位讀者，通讀全部書稿。他有20年的圖書出版從業經歷，對於近現代中國史有幾近痴迷的研究與積累，他對書稿價值的基本判斷，讓我增添了出版的信心。而此前正是他把自己多方收集的相關資料無私地供我使用。

其間，通讀書稿，並提出具體修改意見的有：中國人民大學盛希貴教授，中國殘聯宣教中心主任、攝影家王濤先生，出版策劃人、作家馬明博先生，三聯書店編輯張琳小姐，作家安頓女士，我的同事、著名新聞攝影人賀延光先生等。中國攝影家協會展覽中心主任吳鵬，以其豐富的學養及對攝影史百科全書式的講述，為我提供了諸多啟發，甚至靈感。他還親自與我一道進行過訪談。

穿梭在城市的圖書館、資料室、家庭、辦公室甚至舊貨市場裡，一次次去尋訪當事人的過程，實與人類學家不遠千里拋開自己的生活而做的所謂田野調查並無二致。帶著這種心境，把那些似是而非的陳見、知識拋開，以對遙遠異邦的興致，把街區當田地，把馬路當田埂，把熟知當無知，把常識當鮮見，把同行當異族，把電線杆當作村頭水口居住神仙的老樟樹，唯其如此，才會為自己孤獨的寫作及凡俗的生活增加諸多樂趣與理由。我住在馬連道，每每步行去皇亭子拜見年逾八旬的戴戈之先生；我住平安里時，也曾步行到魏公村去已故的中國攝影家協會主席高帆先生家，拜見他的妻子，原新華社攝影記者牛畏予老師；我從工作單位所在地海運倉搭乘報社的車去50公里外牛欄山南麓馬坡拜訪鐵矛老先生時，都抱有這樣的心情。馬連道、平安里、皇亭子、魏公村、海運倉、馬坡，僅僅聽聽這些地名就夠了，這哪是北京啊，寫在筆記本的邊上，哪一個不像真正的鄉野地名？再加上幾公里虔誠的步行，與調查物件面對面晤談，感性與理性、歷史與現實交替突現眼前，真有幾分都市人類學家的味道！

除了靠自己能力所及，工作之便，甚至包括舊貨市場上收集的資料外，寫作過程中參閱的大量史料、檔案、圖書出版物、內部印刷品等，得益於書中所涉獵新華社（包括一些分社）、人民日報社、解放軍報社、中國青年報社等新聞機構同行及資料管理人員的幫助。他們幫我從那些反覆搬遷的舊倉庫中找到多年無人問津、佈滿灰塵的資料袋，按照我所開具的線索，終於抽出一份份價值或大或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