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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出現的討厭聲（2）

我建議把這個不合理的提法取消，把問題引申開來，提高到新聞理論上來討論，否則套用文藝上的創作問題來討論新聞攝影，是講不清楚的，徒費口舌筆墨。

到此為止，一場持續近三年，範圍涉及整個新華社總社、分社全體攝影從業人員的討論，以一個人情緒得到編輯部認可的奇特方式，在形式上宣告結束了。

但爭論並沒有就此結束，回溯其後半個世紀的新聞攝影歷程，甚至可以說這一切僅僅是個開端。

也是在1957年的11月份，距離鐵漢等人表達的“討厭”之情過去只有4個月，一位叫於雲先的同事，針對報紙上、學術刊物上熱烈進行著的“鳴”和“放”，到處充滿著“百家爭鳴”氣氛而攝影界卻在沉默的狀況，質問道：攝影界是不是一家？為什麼不可以開展爭鳴呢？

於雲先的身份是新華社總社攝影部採編室副主任，在“組織加工”與“擺佈”問題上，由於身份問題，他顯然沒有受到“個人情緒”的影響。在他提出的“初步想到的、可以引起爭論”的問題中，“新聞攝影的組織加工和擺佈問題”被列在了首位。

這個問題在過去討論得最多，而大家的興趣也最大，但到今天還沒有得到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應當多讓記者們發表意見，因為他們對這個問題感受最深，經驗最多。

於雲先列舉的問題，既是提問，又是總結，幾乎囊括了“組織加工與擺佈”問題爭論過程中提出的所有問題：

新聞攝影的基本原則，新聞攝影和文字新聞報道有沒有區別？

什麼叫“擺佈”？什麼叫“組織加工”？這兩個名詞科學不科學？

怎樣算作“擺佈”？

怎樣做是“組織加工”？

兩者的界限應怎樣劃分？

新聞攝影允不允許“組織加工”？怎樣“加工”對？怎樣“加工”就不對？

“加工”是應當提倡，還是應當反對？

一般地說，“加工”的圖片好還是不“加工”的圖片好？

如果“加工”不好，現在我們記者“加工”拍攝的圖片為什麼又這樣多？都有些什麼原因？

如果新聞圖片允許“組織加工”，那麼它和拍攝其他圖片（如所謂“小品”圖片）又有什麼差別？

……

這一切都顯示，肇始於20世紀50年代初期新聞攝影領域，有關“新聞攝影真實性問題”的爭論不但沒有結束，而恰恰是剛剛開始。在以後半個世紀的新聞攝影實踐中，這一幽靈仍不時出沒，總被人們反覆提及討論，而對一些攝影記者來說，竟至靈魂附體的地步——不得，當然也不想擺脫。

與這場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個人興趣、缺乏有領導地組織而開展的自發討論比照，1958年8月至1959年年底，那場幾乎波及整個新聞攝影界的“新聞攝影真實性及有關問題的討論”，則是有組織的系統爭辯。那次大討論期間，在北京、上海、瀋陽、西安、武漢、鄭州、太原、南京、蘭州等地共舉辦有關座談會達19次，參加討論人員來自21個省市攝影工作者161人（174人次），其中115人（128人次）發了言。人員來自新華社總社及21個分社，全國27家報紙，12家畫報和雜誌。

據統計，此次大討論，各類攝影刊物共發表討論文章39篇。①

回溯十年蒼茫，從風生水起，漸至風雲激盪，峰迴路轉。其間又跨越了“整風”與“反右”兩個重要的歷史階段，更經歷了“大躍進”時期新聞攝影的造假巔峰，這場討論一波三折，一唱三嘆，一直影響到50年後的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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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列松來了

1958年6月中旬，法國攝影家亨利？卡迪埃…佈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來到中國大陸。中國攝影家學會發布的訊息稱，佈列松此次來華是進行“攝影訪問”，目的是拍攝一本“十年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畫集。

朋友來了有好酒。6月26日，中國攝影學會主席、副主席等負責人接見佈列松，並按照中國人的禮節設宴招待了他。佈列松在京拍攝期間，學會還派人陪同。

佈列松與中國的關係可回溯至1949年。那一年，他受美國《生活》雜誌的委託，曾來中國拍照近一年。當時正值中國處在歷史的轉變關頭，他拍了許多照片，一部分發表在《生活》畫報上，回國後於19